忘不了周总理110周年诞辰之际的关爱

忘不了周总理关爱的情

薛鑫良

宝塔山向着天安门，
毛主席和延安儿女心连心。
高原的松柏万年青，
咱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的情!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了30多年以前，周总理对北京和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爱之情。

大学肄业到延安插队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又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年代，经历了一个个善恶博弈的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电台还用“记录速度”做了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毛主席最新指示”。

当时，笔者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因病肄业之后，正处于疗养和“逍遥”之中。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种赤诚，凭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一种神往，凭着“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一种决心，笔者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于1969年2月6日(农历戊申年腊月二十)上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与众多的“老插”们一道，从北京站登上了去延安的“知青专列”。几经辗转，我们29个“北京娃”于2月9日傍晚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地区志丹县双河公社大庄科大队的陈庄科生产队(距离县城60多里)。

当年，插队落户的目的地，是由北京、延安双方组织上商定和安排的;不存在知识青年个人和组织上“双向选择”的机会。我们在北京托运行李时，标签上写的就是组织上安排的目的地，地址详细到“某某生产队”一级。至于这个生产队乃至这个大队情况究竟如何，是山是川，人多人少，地肥地瘦，是穷是富，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幸运的是，笔者落户的大庄科大队，虽然交通不便，却是志丹县当时少有的先进典型、“产粮队”之一。而只有9户、60多人的陈庄科生产队，又是该大队6个生产队中的“粮囤子”。因此，我们基本上不存在忍饥挨饿的问题。

然而，毕竟是从繁华喧闹的首都北京，来到了山大沟深、地广人稀、穷乡僻壤的黄土高原(志丹县海拔高度为1093米至1741米，大庄科大队约1500米;全县年平均气温只有7.8℃，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5.4度;全县年平均无霜期只有142天左右。到1968年，全县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9人;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3.4万元，财政支出为74.3万元;陈庄科生产队也处于“有粮吃、缺钱花”的状况，乡亲们穷得连吃饭的筷子、瓷碗也买不起，只能用树枝、陶碗代替)。我们与广大知识青年一样，在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思想、劳动、生活甚至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很不适应甚至与在北京听的“动员报告”反差太大的问题。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随遇而安了。

不久，笔者了解到，从北京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总数有2.6万多人，其中，志丹县有500多人，双河公社有200多人。笔者还听说:在其他地方插队落户的一些知识青年，有的吃不饱肚子，有的住宿环境太差，有的劳动强度太大，有的同工不同酬，有的被体罚、捆绑，有的女知青得不到劳动保护或者被逼婚、诱婚甚至被强奸，有的知青致伤致残甚至死于非命，有些知青彼此之间也互闹矛盾，打架斗殴……总之，在思想、生产、生活和安全方面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和具体问题。

“我们有靠山啦!”

1970年5月的一天，笔者作为大庄科大队的知识青年小组组长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辅导员，与大队党支部书记乔志国一道，翻山跨沟20多里，到双河公社革委会机关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周总理主持制定的《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周总理1970年3月26日在接见座谈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精神。

周总理说，从1935年到现在35年了，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可现在的延安呢?我一听插队青年谈起延安人民的贫苦情况，心里就非常难过……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撤离延安是最后走的。敌人到了宝塔山以南，离我们不到20公里。我们走的时候，人很少，只有100多人。毛主席一直是同延安人民同患难的。全国解放20年啦，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穷，怎么行呢?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呢?全国胜利后，毛主席进了北京城没有忘记延安。建国20年，国务院就是不盖大楼。大家还是要艰苦朴素啊!毛主席和我们几个同志当年在延安住过的窑洞不要再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陕北是个好地方。20年来，我们对不起陕北人民。我做了20年总理，陕北面貌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好受……周总理深切勉励参加座谈会的延安地区和陕西省的革委会负责人，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延安搞得繁荣昌盛。(www.xing528.com)

笔者记得，公社革委会给每个生产队都发了《复电》和《纪要》。那是一张张红、绿、蓝、黄的彩色纸，用铁笔、蜡版、油墨刻印的印刷品。虽然显得粗糙，但在心中觉得恰似十分珍贵的“及时雨”。

回到大队以后，笔者就在乔志国书记的带领下，先后到六个生产队，向“插友”们和乡亲们传达公社会议的精神。每到一处，笔者都一字不漏地把《复电》读了三遍，把《纪要》也念了两遍——有的是在白天劳动“修大寨田”的休息时间传达的;有的则是在晚上的政治学习时间，在简陋的黄土窑洞里，在小煤油灯的微弱光照下，在陕北旱烟的淡雾浓味中传达的。

大伙儿听了传达，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北京离咱们这儿有几千里地那么远，坐火车、汽车也要四五天，文件上说的事咋那么近呢!国家那么大，毛主席、周总理那么忙，知道的事咋那么多，连咱们身边的事都知道呢!周总理是“当朝宰相”啊，讲的话咋那么贴心、那么亲呢!“插友”们更是感受到了一种慈父般的关爱。有的同学高兴地调侃说:“我们有靠山啦!有尚方宝剑啦!”有的老乡还哼起了信天游小曲。

部分北京知青参观毛主席旧居

1970年6月，北京支延干部、西城区商业系统的老任同志就到了大庄科大队。乡亲们叫他“北京干部”，“插友”们叫他“老任”。笔者还了解到，双河公社革委会的“北京干部”是老郝、老陈两位，志丹县革委会的“北京干部”负责人之一是老张，整个延安地区“知青点”(大队)的“北京干部”共有1200多人。

后来，笔者又了解到，《纪要》的产生来之不易!原来，周总理的亲侄子周秉和(在延安县插队落户)1970年初回北京探亲时，与“插友”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和邓颖超当面汇报了延安的贫穷情况以及自己插队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在1970年3月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并印发了《纪要》，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要求和措施。周总理还严格要求周秉和尽早返回延安，继续插队落户。周总理又主持安排了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贯彻落实《复电》，“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纪要》的推动下，经周总理提议，并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于1970年5月12日转发了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这个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对于全国各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既要把他们当做“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做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通过贯彻《复电》《纪要》和中央26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与本大队社员同工同酬的问题解决了(男的每天挣10分，女的每天挣8分)。为了照顾我们能够按时吃午饭，在上午劳动时，可以提前半个多小时回家做饭，不扣工分。每个知青在年终分配的口粮，相当于本大队一个半单身劳力的标准，也就是“一个知青分配一个半人的口粮”。同时，双河公社得到了由北京无偿援助的一台大型履带式拖拉机，大庄科大队也得到了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实现了该大队农业机械“零的突破”……笔者还通过报纸、广播、审判《布告》等渠道了解到，在那些出现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和“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包庇怂恿违法犯罪分子的干部”的地方，对于肇事者分别进行了严格的纪律处分、批判斗争、坚决打击、依法严惩甚至按“反革命破坏活动”予以处决(延安地区在1970年和1971年共拘留128人，逮捕54人，判处有期徒刑90人，判处死刑3人)。从而，稳定了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个全国性的大局，使“家长放心，知识青年安心。”

并非多余的体会和话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30多年过去了，抚今思昔，有感而发，笔者想起了几段并非多余的体会和话语。

——周总理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一生中特别是在建国执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延安情结”，情系民众的“百姓情怀”，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不计名利的道德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使笔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真诚的鼓励。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能够在志丹县、吴旗县(今吴起县)这样的“老、山、偏、穷”地区，长期工作23年(1992年3月调回北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更是笔者今生今世待人处事的榜样和楷模。

——邓小平同志在生前曾经深情缅怀和高度赞颂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坚强党性，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头端正党风和民风。这些话语都言犹在耳，对于当今社会特别是“官场”之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博弈，依然具有十分重要、十分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说万事如意是一种祝福，灯红酒绿也是一种享受，那么，百折不挠无疑是一种财富，勤政廉政则更是一种力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老区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没有革命老区就没有共产党。正如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延安所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却是永远也离不开水。这些年的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都扩大了，革命老区中的不少地方至今仍然在实际上处于贫困状态，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了“县富民穷”的现象。这是令人忧患的，也是执政者应当愧疚的。笔者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要“嫌贫宠富忘了本”!

——长期以来，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见仁见智，毁誉参半，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此，笔者想起了习近平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七个子女中排行老六;1969年1月15岁时从北京八中到延安地区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农村插队落户七年，担任过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在1995年说过的一些话(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他说，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川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里培养了我的意志和自信，培养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终生都要做报答老百姓的事。我至今仍然很怀念那段时光，现在已经不容易培养那种在患难中与老百姓形成的血肉感情了，这是令人深思的……高级干部子弟不要吃父辈的老本，要靠自己的本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要牢记革命老前辈的教诲，做有志气的一代，做有作为的一代，决不做垮掉的一代。国家要兴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如果内争利于朝，外不能御侮，就要亡国……跨世纪的干部面临跨世纪的考验。青年干部在成长中切忌“娇”“骄”二气;做官首在做人，官品在于人品。如果靠当官来发财，小的说没出息，大的说没道德;做官、做事以做人为本，就能超越私欲干扰，为政不离宗旨。从政的人，应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决不能做奸臣、做赃官。无论做大官，还是做小官，都要为老百姓办事;在本职岗位上认真做成了几件事，即使壮志未酬，但做事的精神足慰平生。笔者完全赞同习近平这些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