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季，我进县城卖沙甜西瓜，带来美好的解脱

我进县城卖西瓜

黄　风

麻地坪村有一块宝贝川台地，当年我在那儿插队的时候，这块川台地大约有100亩左右，它最肥沃的一部分大概有20多亩，坐落在村子的北端，毗邻周河麻地坪段的上游。这20多亩地是我们麻地坪村的“自留地”，主要是用来种些高收益的作物，比如蔬菜、西瓜、烟叶等，是给几十户村民挣零花钱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可不敢这么说，那是要被作为“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批判的。你只能说:我们是在贯彻“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村里的大部分川地还是在种粮食嘛。

1976年夏季的一天，刘队长找到我，让我从第二天开始去县城卖队里“自留地”种的西瓜。我的第一念头是:可以放松一下了。是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每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上山送粪、耕地或者锄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工。在山上干活时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水。特别是在炎炎烈日下干活时，我常常回味起北京城一毛五分钱一瓶的北冰洋汽水，喝在嘴里的那种爽快感真让人翩翩欲仙，世界上还有什么享受能与之相比呢?从明天开始，我可以暂时不上山“受苦”了，而且去县城卖的居然是沙甜的西瓜，这毕竟是一种美好的解脱啊!

第二天，我拉上一辆两轮木制推车，装上三四十个西瓜进了城。

当时的志丹县城非常干净、整洁而又简单，一共有两条几乎相互平行的街道——一道街和二道街，在这两条街道的中段，有一条横向的巷子把一道街和二道街连接起来，这条横向的巷子中间有一块半圆形的开阔地，像是巷子的大肚子，当时志丹县城的市场就在那里。可以说，那里靠近志丹县最繁华的地方，周围环绕着烟酒公司(那里批发和销售当时最抢手的西凤酒和“延安”牌香烟)、副食公司(当时最让人眼馋的是四指厚肥膘的猪肉)、县百货商店(但商品的种类很贫乏)、县影剧院(是知青们最向往的地方)等等。不过，巷子里的市场当时并不繁荣，真可以说是冷冷清清，只有少量的人在那里缩着头卖东西，好像是在做什么理亏的事情。

我支上卖瓜的摊子往那一站，很快也感觉到不自在了。这种不自在与当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荣辱观和政治理念紧密相连: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志愿来艰苦的农村插队的热血青年都以吃苦为荣，享乐为耻，以“大干社会主义”为荣，以从事小农商贩活动为耻。一名身穿军装的北京娃在县城的中心地带卖西瓜，这确实是一件很招人议论的事情。我周围不断出现一些来看新鲜的居民，有的人远远地站在巷子两头向我这里观望。“他就是咱们县曾经夹道欢迎过的黄风”，“人家是北京来的复员军人”……一些小声的议论不时传入我的耳朵。我越来越感到不好意思，总好像别人可能在议论我说:这家伙也开始不好好受苦，进城“溜达”起来了。我硬着头皮卖我的西瓜，心里打定主意:明天还是上山干活，不再进城卖西瓜了。

晚上，我拉着没有卖完的几个西瓜回到村里。见到队长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卖瓜的钱，无精打采地交给了队长。队长数了钱后大喜，兴奋地对我说:没想到能卖出这么多钱。以前派去卖瓜的人都是钱没带回来多少，西瓜却一个没剩。队长高兴地拉我去他家吃晚饭，进门后便吩咐婆姨多炒些鸡蛋。

晚饭居然还能吃到炒鸡蛋，这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按照当时陕北农村的习惯，晚饭都非常简单，吃好的叫做“压炕板”;晚饭后不再劳动并要睡觉，吃白面干饭，甚至吃肉和鸡蛋，那真太奢侈和浪费了。记得刚下到村里时，也是在队长家吃晚饭，队长婆姨端上来一个木盘，上面放着一碗小米稀饭和一碗玉米炒面，那碗小米稀饭清清的，没有几粒米，准确地说它叫“米汤”，后来我听当地乡亲们打趣地说那叫“能照见北京城的米汤”。人们一般是用这清清的米汤掺和着玉米炒面吃。我当时不懂这个习惯，以为过一会还要上馍或者干饭，所以，把稀饭喝了，玉米炒面没有动。没想到，队长婆姨看我不再吃了，就把木盘撤了，并默默宣布晚饭结束。那天晚上躺在炕上饿得我够呛。从那以后，在吃晚饭时，无论玉米炒面多么难吃，我也要硬吃上一些。

队长今晚的特别犒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启迪。我好像茅塞顿开。是呀，在陕北农村已经生活了两个月了，这里对我刺激最大的现象是什么?贫穷。我们来这里插队的青年第一年还有商品粮吃，而当地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口粮，特别是到了六、七、八月青黄不接的日子，我眼看着乡亲们在山上受苦时只能靠麸子面窝窝或者洋芋、倭瓜、豆角等充饥。钱就更缺了，队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最高工分只值几分钱，扣除了口粮钱，年终分红时几乎拿不到现金。有时候，听到乡亲们以羡慕的口吻议论谁谁家里有多少“银洋”，我就很纳闷: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农民能够挣到银圆，而革命胜利了、人民当家做主了，怎么农民却挣不到人民币了呢?我志愿从北京来陕北插队不正是为了做点事情改变这里的贫穷面貌，让民众能够过上好日子吗!如果进城“溜达”能够比上山“受苦”为队里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又有什么不光彩的呢?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的思想开窍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开始改变了我的荣辱观，从一味地崇尚“大干苦干”，到对“脱贫致富”产生了兴趣。正是从那天开始，我逐渐多了个经济头脑，特别是在第二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为乡亲们谋福利，成为我工作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与大家一起办起了砖瓦场，自己跑到向阳沟(也叫康家沟)拜山东师傅学烧砖，并且因此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公社干部大会上遭到批判。就在那一年，当麻地坪每户人家年终分得数百元现金红利时，我兴奋无比，内心更加珍视我最初的卖瓜经历。那是以后的事情，这里就不多提了。(www.xing528.com)

队长家的一大碗炒鸡蛋提起了我的精神，我决定遵照队长的指派继续去县城卖西瓜。

第二天，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装上了满满的一车西瓜，雄赳赳地进城了。

思想畅通了，态度也改变了。我现在把每个来买瓜或者看瓜的人都当做是我的支持者和助兴者，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我们麻地坪的西瓜，想尝可以尝，想换可以换，不买没关系。我的西瓜摊越来越热闹起来，不少居民、机关干部和在麻地坪插队知青的亲属都跑来看我，和我聊天，有的成了我的老主顾。对于这些朋友，我也掌握一个原则:秤可以打高一点，但价格一分钱不降。这才能体现出对我们整个麻地坪的支持嘛。

我的西瓜越卖越快，一车西瓜半天就可以卖完。有时候队长中午派人再送上来一车，我同样可以完成任务。在我周围摆摊做买卖的人似乎也一天天地多了起来，那条巷子后来也还真有些市场的气氛了。

那一年，我在县城里差不多卖了20天的西瓜，给队里挣了几百块钱。就我个人而言，也在县城获得了好人缘。志丹县城不大，我很快认识了许多人，几乎走到哪都能遇到熟人。在卖瓜期间开始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对以后的工作和事业帮助很大，队里的一些困难后来都是靠这个关系网帮助解决的。志丹县城的居民也给了我特别的关照，记得在第二年队里派我进城积肥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愿意让我去淘粪，有的居民甚至授予我获取他家茅厕资源的“专属权利”;因此，在当时附近各个生产队开展的县城“抢粪大战”中，我于心不忍地占据着“人和”的优势。

当然，在卖瓜的过程中我也碰上过个别来捣乱的人，他们盛气凌人地过来，挑挑拣拣一番后，骂骂咧咧地离去，好像我们这些摆摊做买卖的是可以随意糟践的下等人。我见到这种人就上火，有一次高声叫那人回来，他见我手提瓜刀，怒目圆睁，赶紧溜掉了。后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黄风人好着呢，但有股“二杆子”劲。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说到卖西瓜，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早就知道可以通过观察外形和弹敲瓜体的方式判断西瓜的成熟和沙甜程度;其实，这类判断标准并不是恒定的，不同产地的西瓜可能敲着发出同样的声音，而切开一看，却发现内部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熟悉西瓜特性的人，才能通过观察和弹敲的方式准确地找到好瓜。志丹人买西瓜往往不愿意当场切开小口子鉴别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卖瓜人的技术更加关系到他的信誉，丝毫不能马虎。有些瓜敲着声音不对，我就宁可不卖，把它拉回去。麻地坪的西瓜即便摘下来不熟，也可以放熟。有一年，队里给每户分了几个西瓜，我有意挑了两个不大熟的，放在地窖里，直到冬天才拿出来吃，那个甜呀，哈密瓜都比不上。

我卖瓜卖得顺畅，还要说是我们麻地坪出产的西瓜好。个头虽然不大，个个都是好瓜。麻地坪那块川台地稳稳地坐落在周河之上、山峦之脚，饱经风雨，深受灌养，种什么都能够得到最优异的收获。我本人虽然已回到了北京，但永远魂牵梦萦着那块土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6年至1979年在志丹县城关公社麻地坪大队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