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师傅：北京知青与陕北老乡之二-聊天心语

侯师傅——向阳沟的北京知青与陕北老乡之二

李　华

说起来，我们插队到志丹县向阳沟那个小山村，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又经过了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岁月冲淡了几多记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永远存留着向阳沟父老乡亲们的面容和身影，其中有一位陕北老汉最为清晰，他，就是我的侯师傅。

1969年春节前，我们来到了志丹县双河公社的向阳沟。生产队给我们每个知青分派了一个农活技术好的农民当师傅。我的师傅姓侯，叫侯生成，当时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他本是队里拦羊的，因为做农活也是把好手，所以也安排给知青当师傅。

我师傅总是笑呵呵的，头上常常缠着一条脏得发灰的白羊肚手巾，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眶内，许多刀刻般的皱纹嵌在黑红的脸上，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不知为什么，师傅在众人眼里威信并不高，村里人都叫他“猴子”或者“老猴子”。师傅一家6口，他婆姨是个精明干练的女人，两只眼睛明仓仓的，好像什么事都瞒不过她似的，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做主，人称“老猴婆”。她的太阳穴上还经常贴着一片薄荷叶，号称能治头疼，得亏有了这头疼病的症相，她从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别人还奈何她不得(我估摸就是由此拖累了师傅的名声)。他们有一子三女。大女儿名叫侯张玲，与我同岁，因此我俩很谈得来。可是没承想几天后，张玲却出嫁了，对象是四队的张杏，论年龄还小她一岁。我很吃惊，怎么这里的女孩才16岁就结婚了?师傅唯一的男孩，村里人都叫他“猴儿子”。这孩子看上去憨憨的，永远有两条鼻涕挂在鼻子下边。有一次，侯师傅生病了，他拦的羊群需要有人代为放牧，队里要把这事交给学生娃娃干，几个娃娃争先恐后地要去。只见“猴儿子”冲在最前边，忙不迭地喊着:“哎，哎，我拦西山我大呀!我拦西山我大呀!”他此话的原意是该由他去拦他爸爸在西山的羊群，结果说成了拦他的爸爸，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

我们刚到的时候正值春节前，队里没有农活，知青就经常到各自的师傅家串门聊天，时常蹭顿年饭吃，我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师傅家的常客。师傅家的光景在队里算是中等人家，但是窑洞里只有一盘土炕，一个灶台，灶台边的墙上钉着一长条木板，上面是些装调料的罐罐。炕上铺着一条黑色的羊毛毡，没有褥子，只有几条又脏又旧的被子，还有两只红色的木箱。地上靠墙一面有口水缸和几个用纸壳糊制的装粮食用的“缸”——这，就是师傅家的全部家当了。

向阳沟北京知青劳动休息时和社员一起学习

吃饭就在炕上，没有炕桌。饭做好了，师傅的婆姨就端过来一个木质的托盘，放在炕的中间，里面有好几个小碟子，装着盐面面、辣椒面面、盐腌的苦菜、渍酸的碎菜等，用于佐餐。由于还在过年，师傅家的饭食还是不错的。正是在师傅家里，我吃到了闻名已久的“热腾腾的油糕”和“滚滚的米酒”。特别是那种叫做稠酒的米酒，是用黄米酿制的，味道又酸又甜，浓浓的，特别好喝，有些像现在的山楂果茶。还有扁食(陕北管饺子叫扁食)，扁食的做法和吃法都很奇特，包的时候不用擀杖，揪下一块面，揉成小球，再用手捏成一个小碗状，装进肉馅后，把两边捏住便行了。我疑惑这或许就是古代时候人们包饺子的方法吧。吃的时候也与众不同，像馄饨一样，盛在一碗热腾腾的凉粉汤里吃。

师傅告诉我，他们原来都是上边榆林地界的人，因为饥荒，才来到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家里一贫如洗，师傅才八岁就开始给地主揽工了，人小苦重，受了许多熬煎。穿的是烂羊皮袄羊皮裤，白天作衣夜当被，在寒冷的夜晚很难抵御风寒。说到动情处，师傅唱起了陕北民歌:揽工人难，揽工人难，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饭……在师傅家里，我初步了解了当时陕北农村乡亲们的生活现状和过去的苦难。

开春了，我们接触的第一种农活是用镢头掏地。我们到的那年，队里的耕牛在冬天没有喂养好，乏牛无法耕地，正好赶上我们这11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到来，救了这个急。队里给每人发了一把老镢头，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掏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掏地这活儿技术性不强，但是劳动强度很大，没有几天，我们的手上起满了大大小小的血泡，连镢头把儿都染红了。师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教我用烧过的针穿上头发，挑破血泡，挤出血后，把头发留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再次鼓起血泡来。他还悄悄嘱咐我:“做农活不能太猛，不怕慢，就怕站。你们还小，正在长身体，别劳累伤着了。”可是我们那时天天都在进行劳动竞赛，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后来我真的伤了元气，收工的时候连走下山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好多天才慢慢缓过来。

几场春雨过后，地里的小苗齐刷刷地长起来。队里给我们每人打了一把锄头，在师傅的带领下开始学习锄地了。每个师傅带着自己的知青徒弟，手把手地教:怎么间苗，怎么留苗，怎么除去杂草和松土。我师傅的技术很棒，看他粗大的手握起锄把是那样灵活，锄头轻盈地掠过土层，锄尖仿佛长着眼睛，将杂苗、杂草一一剔掉，整个锄面划过之处，新鲜的湿土同时被翻了出来，就这样，间苗、锄草、松土一气呵成。师傅的高超技术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技艺迅速提高，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没过多久，我也可以比较熟练地掌锄了。

川地的玉米锄完后，就要去山上间谷苗了，可不要小看间谷苗这活儿，要求的技术不一般。因为在山坡上种谷子是用手撒播的，苗长出来是乱杂杂的一片，间苗时需要首先通过目测确定留苗的间距，然后将多余的苗锄去，如果将苗留稀了就会影响产量，而留密了又长不开，因此历来轮到间谷苗时队里只派熟手。其他知青刚学习锄地，队里就没有安排去，但独独同意我跟着师傅去间谷苗;这真是莫大的荣誉，这不仅是对师傅的信任，也是对我锄地技术的肯定。这间谷苗很像绣花，杂乱的谷苗经我们用锄头穿针引线，变得错落有致，抬眼望去，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新锄过的褐色土地上，均匀壮实的小苗绿莹莹的，被山风拂动着，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其实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劳作，并不总是这么诗情画意，进入夏季，在地里锄草时，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这时候可真正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了。师傅常常会把他的草帽摘下来戴在我的头上，还一边用搭在脖子上的羊肚手巾擦着自己头上的汗一边说:“不碍事，我禁晒。”过意不去的我后来赶紧去县城给自己买了一顶草帽。

陕北山里的气候多变，刚才还是晴空高照，一阵风过后，却又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我们经常在山上被大雨浇得抱头乱窜。每每在这个时候，师傅总会走在我前面，接应着我，生怕我不小心滑倒。我们在城里走惯了平路，下山时腿还是直的，很容易跌跤。师傅教给我，下山路坡度大时，膝盖要弯曲，两只脚尖向外撇，身板要后靠，稍微小跑着，才不会跌倒。过了不久，我也掌握了用极快的速度从陡坡上跑下来的技巧。

日复一日的农田劳动，令我们时不时地感到几分枯燥、几分苦闷。每当这时，看着身边的师傅，我不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里的农民能够祖祖辈辈几十年如一日地劳作，毫无怨言，我们却不能呢?这时的师傅并不知道我们的心理变化，仍旧勤恳劳作、热心带徒，但确确实实在无形中化解了我们的心结。(www.xing528.com)

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干好农活，必须有称手的好工具。我师傅的锄头就让我非常羡慕:锄片经过多年的使用，被打磨得白亮亮的，十分轻巧光滑。尤其是锄头把儿，是用柏木做的，质地细密，光可鉴人，无论多热的天气，握在手里总是凉凉的。而我们知青的锄头，则是队里统一配发的，新锄头的刃没有打磨开，黑黑的锄片用起来既笨重又容易沾土;而且锄把儿全是柳木的，到了夏天，天有多热，锄把儿也有多热。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过了些日子，专门给我做了一把锄头，柏木锄把儿被他细细地打磨成光光溜溜的，又安上他自己使用过的轻巧锄片，锄起地来，真是得心应手。也正是因此，我的锄地技术才会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盛夏到了，麦子黄熟，我们开始上山收麦。知青们都领到了镰刀，磨得快快的，这可是我们知青人生中的第一次收获，人人都跃跃欲试。只有我却犯了愁，因为镰刀是偏刃的，只能右手使用，而我天生是个左撇子，干其他农活使用农具问题都不大，但使镰刀若用左手，没几下就会打滑，弄不好还会割到自己手上。麦收开始了，师傅见到我用左手拿镰刀费劲的样子，便上了心。很快，他不知从哪里找到铁匠，专门为我打了一把左手镰刀，还帮助我磨得很锋利。我拿到左手镰刀，像战士有了合适的武器一样高兴。这下可显出了左撇子动作灵活的优势，我割起麦子来，竟可以同干活手上最快的妇女队长柳凤莲有一拼了。

以后，师傅又根据需要，陆续帮我配备了揭地吆牛用的鞭子和背背子(即背庄稼、背柴)用的结实的牛皮绳。这些称手的家什，帮助我很快地由一个娇嫩的城市女孩成为生产队里强壮的女劳力。评工分时，我由最初的每天6分，增加为每天9分，成为女劳力的最高分。后来，我还被社员们选为青年突击队长和妇女队长。

在插队5个月时，我曾经写下这样一篇日记:

“1969年7月9日:今天是我们来向阳沟生活战斗五个月的日子。首先，是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立场上来了一个大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没有对贫下中农的感情，怎么谈得到为天下劳苦大众奋斗终生呢?怎么谈得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呢?过去看不起劳动人民，现在觉得亲如一家，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向贫下中农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五个月艰苦的劳动，培养了我们对劳动的感情，辛勤的汗水冲刷了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劳动工具磨硬了我们白嫩的手，崎岖的山路练出了坚实的双脚。风吹雨打、烈日焚烧，晒黑了我们的脸庞，锤炼出一颗赤诚的红心。”

这篇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心理上的巨变。

在另一篇日记中，我是这样写的:

“1970年7月21日:锄地时，和师傅聊了起来。开始，他关心地询问李芳的病情(我妹妹，和我一起插队，当时正在北京养病)，说:‘你们从北京到这搭，离开了爸爸妈妈，我们贫下中农把你们看做是我们的亲儿女。’我的心情很激动，把自己一年来的思想感情变化的情况讲了。一年多来，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贫下中农比自己的父母还亲，同他们在一起战斗是最大的幸福。师傅也很激动，对我说:‘好好干!’”

正如我日记中描写的，我师傅和向阳沟的父老乡亲们，是把我们这群十几岁就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呵护的知青，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的。村里的干大干妈们都把我们称为“羔娃”或是“羔羔”，这是他们对自家孩子最亲切的称呼。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队的社员和知青都开始同我一样，称我师傅为“侯师傅”了，村里再也没有人叫他“猴子”或“老猴子”。直到我这个徒弟离开向阳沟到县上工作很久了，但“侯师傅”的称呼仍然定格在众人的口中，这充分体现了大家对我师傅的尊重。

1978年，我即将离开志丹到延安工作，临行前，我专程去了趟向阳沟，向乡亲们和师傅告别。在知青的窑洞前，我和师傅留下了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在陕北的骄阳下，我和师傅迎着阳光，笑逐颜开。

1985年，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我与张小建，再次回到向阳沟看望乡亲们，却意外地得知，侯师傅已经不在人世了!七年前的一别，没想到竟是永诀!今天，我望着那张合影，回忆起侯师傅点点滴滴的往事，虽然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但从中显现出的陕北老乡那淳厚朴实的秉性和他们对北京知青的一片真心实意，却永远地温暖着我们的心。

四十年前，刚刚走上社会的我们，有幸来到陕北这片黄土高坡，正是由于得到这千千万万“侯师傅”的关心爱护，使我们扎扎实实地迈出了社会人生的第一步，使我们的思想深深根植于劳动人民深厚的土壤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营养，为日后走好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