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张德生：聊天心语

好人张德生——向阳沟的北京知青与陕北老乡之一

何新明

1969年2月9日，农历己酉年腊月二十三，大概是向阳沟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天，方圆百里数十个村子的乡亲们喜气洋洋，赶着毛驴车汇集到向阳沟，锣鼓声唢呐声震天响，几百名北京知识青年将从这里跟着老乡分赴他们即将落户的小山村。时近中午，我们11个北京知青踏着周河漫滩的冰雪，来到了向阳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在西沟门的沟口，见到一个中年汉子正挑着一副挂着六七个黑瓦罐的担子笑眯眯地迎着我们快步走来，老乡告诉我们这就是四队的队长，叫张德生。

我们向阳沟大队“文革”前叫康家沟大队，地处延定公路的交通要冲，是双河公社最大的村落，就是在志丹县也是数得着的，所以在一些比较详细的分省地图上也能查到。一、二、三队就分布在康家沟前后沟的阳坡上，一队二队几乎连在一起，沟对面就是延定公路，三队在稍远的后沟。我们四队是在康家沟往南二里多远的周河川两岸，由河东的新庄湾、河西的西沟门两个自然村组成。

这天上午，张德生没去大队参加欢迎知青那隆重热闹的仪式，而是安排一帮婆姨赶紧打扫刚为知青腾出来的两孔窑洞，烧炕烧水准备这些北京娃们来的第一顿午饭。而他则挑上扁担到东西两庄的各家各户为我们收集酸菜、碎菜和洋芋。他知道知青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可眼下正值腊月年关，十来个人吃菜就是个大问题，只有他这个当队长的到各家各户去讨要，才能解决这些北京娃初来时的吃菜问题。实在的张德生干的都是这些实在事。

初来乍到的知青少不了要到贫下中农家去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再加上过春节，我们又分头到社员家去吃年饭，没多久就和老乡们熟悉了。我看到住在新庄湾的张德生家门上挂着一块光荣烈属的木牌子，并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张德生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在直罗战役的黑水寺战斗中牺牲了，德生的母亲去世也早，他和哥哥张德春很小的时候就跟伯父家一起生活。现在的德生婆姨娃娃五口人日子过得也紧紧巴巴，从窑里的家当上看他家在队里只能算中下等。

知青的第一项劳动锻炼就是砍柴，德生先是让几个放假的学生娃娃带我们上山认路识柴，又和社员们一起带我们上山砍柴，教我们如何砍柴、如何整理、如何捆结实。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走起稍陡些的山路来都要东倒西歪，到四五里外的山上去砍柴背柴，无疑是一项严酷的锻炼。好在近一个月的连哭带叫连滚带爬，知青的柴垛看起来比老乡家的柴垛还高还大，我们有了辛苦后的一丝得意。殊不知，我们的柴垛垒得比面包还虚，临近麦收时我们就有了无柴煮米的危机。知青没柴烧哪儿行，张德生赶在麦收前组织全队的壮劳力给我们背了一天柴，四队的社员再实诚不过，大暑天每个人从早到晚凿凿实实三背柴，这时的柴都是湿的，很沉，可就连骨瘦如柴的赵玉亮背的柴捆子，让我这个自认为已经是挣十分的壮劳力看了都有些发憷。更让我感动的是张德生，那天，他可能有事耽搁了，或是早早吃了饭才过西沟门这边来，待我背着第一背柴下山时，看见他才肩膀上搭着两条绳子往后山上走，但当我们背回第二背柴时张德生早已把两背柴背回来。下午，我拿着绳子斧子准备走时，站在硷畔上的邻居刘大娘告诉我，张德生早从庄坡下往后沟走了。傍晚我们把第三背柴都背回来好大一会儿还不见德生回来，直到快天黑了我才看见张德生已经把两背柴倒换着背到庄坡下。我赶紧跑下去，想帮他把一背柴背上来，他不让，说你背不了，这时我才看清他背的是两大捆狼牙刺，后背上要衬着厚厚的羊皮或棉衣才能背。这时的我们已经对狼牙刺有了一些了解，油性大、火头硬，湿着也好烧，可它难砍难整又扎人，我们自己一直都不愿砍它，而张德生怕我们砍回来的都是湿柴不好烧，特意去砍它，这就是我们的队长张德生。

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使我和我的同学们深刻感受到陕北人民的勤劳、朴实和善良。四队的社员体格有强有弱，干活儿有快有慢，但参加队里的劳动，找不到偷奸耍滑的人。而张德生特别能“受苦”，不但我们佩服，在社员中也是公认的。副队长陈福友就曾对我说:“张德生是属鸡的，眨下眼，就顶睡觉了。”他给我讲过一段往事，有一年秋后，上边命令所有劳力都要抢修农田修水利，直到快上冻了才放人回来打场，时间紧，一进腊月农活儿就更不好干了。作为队长的张德生，把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壮劳力排一个班儿，他自己顶一个班儿，陈福友他们隔个三四天起一次鸡叫赶牛踩场，张德生隔一天就要起一次鸡叫，就这样赶在腊月门儿前总算把庄稼全都打完了。陈福友说:“那苦只有张德生受得下来。”

春去秋来，我们“学生家”搬进了大队基建队打好的四孔明亮宽敞的新窑内，可是我们的“粮食危机”爆发了。11个北京来的学生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极富热情地投入到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去了，必然要食量大增，每人一个月40几斤的粮食定量根本不够吃，只好寅吃卯粮跌下了窟窿。秋收时节严格的节粮措施开始了，我们每人每顿饭只有二三两粮食。张德生是个心很细的人，当他发现我们的粮食不够吃时，就三番五次地找我们商量，让我们从生产队先借些粮，别饿着。但“革命性”非常强的我们却以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绝不给贫下中农增加负担的“坚强意志”拒绝了。我们这个“学生家”是阴盛阳衰，女生当家，一次次碰钉子的张德生生气地对我说“你们那几个女生比驴都犟”。我们的到来给队里带来了清新与活力，看着每天和自己一起辛勤劳作的知青挨饿，张德生和老乡们感到既伤心又无奈。就是那些日子，当我吃完晚饭后，常有些小娃娃来找我，不是我大(陕北人对父亲的称呼)找你有事，就是我大让你写信去;当我去后看到的都是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就等着我上炕开饭呢(几十年后想起这些，我总有些激动)。(www.xing528.com)

1969年是个好年景，秋后，我们“学生家”的仓窑里已是大囤满小囤流，每人足足分了近千斤粮食。或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的窑门上又贴上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青菜之类的语录，依然施行严格的计划用粮，每顿饭都要称米下锅。前些日子，我们几个男生晚上饿时，就在自己窑里熬的猪食中找辙，小洋芋老角瓜吃得津津有味，常惹得负责喂猪的女生第二天看见只剩下半锅的猪食嗷嗷叫。现在我们男生窑里放着满满一大柜子黄米小米，晚饭还吃不饱时我们自然不会再与猪争食，烧火煮饭又不难。事情传到张德生那儿，他真有点儿火了，跑到“学生家”吼道:“再不许称粮食做饭了，能吃多少就做多少，再称我就把你们的秤撅了。”至此，我们的“粮食危机”才算正式结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德生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队长，也成了我们这些知青的兄长和朋友。随着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我们对他的人格也更加敬佩。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当地当时规定有自留地的队人均口粮不得超过430斤，没有自留地的队人均口粮不得超过480斤。我们队是取消了自留地的，围绕着50斤粮食是否折价的问题，社员中产生了两种意见，人多劳力少的自然不愿意折价，张德生家五口人一个半劳力，但他还是主张折价，他说得很实在，“当初收自留地时劳多人少户并不比现在劳少人多户的自留地少，现在大伙儿一年里吃的那菜都是按人头分，一分钱都不算，这50斤粮再不折价，劳力多的人家就太吃亏了。”他说的在情在理，大家都得服气。还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的秋后，上级抽调大批劳力到周河滩大修农田水利，四队抽得只剩下五六个壮劳力，人再少打场的活儿就实在拉不开栓了，那可是全队老少一年的期盼啊，就差一个人，上边三番两次派人来催，张德生只好委屈自己怀着八九个月身孕的婆姨折文莲去顶数。当折文莲挺着大肚子扛着铁锨来到水利工地，几个在基建队干活儿的女知青看见了，气得大骂张德生“混蛋”，把折文莲轰了回去。

当然，张德生就是一个极普通的陕北汉子，脑袋上是陕北人惯常留的攉地峁子式分头，颧骨上两片红晕，一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也没什么文化，读段语录都磕磕巴巴的，就像一些宣传画上的陕北农民形象一样。我们来插队之前张德生已经当了十多年队长，这本身就是件极其不易的事。陕北丘陵沟壑，一个村或生产队大多只有百十号人，有二百人就算很大的村子了，所以当地的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不像平原地区，都是兼职的，并且一分钱补贴也没有，生产队长最大的作为就是带头干活，是个很累的苦差事;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年要到公社开两天三干会，可以清闲两天，可耳朵里要听到各种各样的训斥和令人头痛的生产摊派任务。当地没有人愿意长期担任生产队长，所以就像轮流坐庄一样，一个村里只要不傻不黏不病病秧秧的成年男子大多有过当队长的经历。邻队一个好后生当了两年队长，死活不想干了，队里开会，一位有威望的长者又是这位队长的姑父说:“你这两年干得不错，大家都想让你再干一年你就再干一年吧。”不想这后生一点儿没给他姑父留面子，站起来就一句:“今天说的不算，明天谁再提让我当队长，我日他们先人。”这是真事，可见队长是什么“美差”了。几十年中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选举，感到只有陕北农村选举生产队长是最民主最认真的，因为它关系着队里的收成，关系着每一家人的生活，每个人都会尽力地或想方设法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像张德生这样公道正气肯吃苦舍身子，在社员中口碑极佳的汉子，只要不使出那位后生的“杀手锏”，这个队长就得继续当下去。

四队远离公路，相对偏僻和闭塞些，也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四队的社员从上辈子传下来都是些老实本分的庄稼汉。虽然许多社员之间有亲属和宗族关系，却不存在家族或宗族问题。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四年，队里社员之间没发生过一次吵架事件，最多就是拌上两句嘴过后就拉倒，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生活虽然不太富裕，但却是安详的。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张德生的人格魅力维护了四队的和谐与安定。如果张德生一直当四队的队长，虽然也很累很忙，虽然他会因为冬闲时顾不上备足家里一年要烧的柴，夏秋时别人可以在午饭后躺在地头的树下歇会儿，他却要下到沟里砍些湿柴，等收工时再捎着背回家。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在村民中极高的威望，四队队长这份儿苦差使他还能承受。然而他被公社领导看中了，要调他当大队党支部书记，让在基建队当队长的堂弟张德荣回来当队长。换了别人或许是好事，毕竟可以不必天天上山受苦了，大队开着小饭馆有医务室又挨着供销社，大队多少总还有些钱。可凭我对张德生的了解，这对他可不是好事。向阳沟是公社乃至全县各项工作的重点，工作组驻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一队二队的情况远比四队复杂，德生的文化和能力有限，人又太实诚，既不会以势压人，也不会鬼说六道，取个巧占个便宜的事就更别提了。他曾三天两头到我们“学生家”转，说这干那却从不在我们那里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力劝德生别当这个支部书记，他也感到力不从心不想当。1971年初夏，队里赵老汉去世了，这是一位1936年的老党员，我们都去帮助料理后事。公社焦书记也来祭奠，他让德生别走远，他还有话说，我赶紧叮嘱德生千万别答应下来。焦书记走后，德生一脸无奈地对我说:“焦书记说了，你要还是共产党员，就得当这个支部书记，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

张德生还是上任去了，这之后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多了。我从一队二队的知青和一些社员口中得知张德生除了应付来来往往的检查开会外，有时间就到一队二队和社员一起干活，在二队和社员一起送粪，别人都是赶着毛驴就行了，他还要挑上一担粪，用他的话说空手走也是走，和张德生一起干活想偷奸耍滑也会不好意思的。吃午饭是张德生的一个大问题，他既不到别的地方去搭伙捞便宜，又躲着不到社员家中去吃饭，回新庄湾的家去又太远舍不得工夫，常是躲在没人的地方啃几口饽饽或是吃几口炒面。一次我见到他，看着他那蓬乱的头发劝他别太苦着自己别挣命，他皱着眉头和我说:“我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工作干不好，没办法。”德生真是受罪了。

1980年8月，我在延安大修厂收到张小建从北京的来信，说张德生得了胃癌，并且已到了晚期，要我代表北京的全体同学看看他去。当我从延安回到四队见到德生时，德生有些激动，头一句话就是“净给你们添麻烦了”，指着几袋奶粉和麦乳精盒子告诉我，“这些都是你那些同学从北京寄来的”。折文莲向我抱怨着:“都病得不行了，回到队里还不好好身着，还要去拦牛，要不是在垴畔山上干活的人看见他趴在背洼上一直不动，赶紧把他抬回来，早就被后边儿来的雨淋死了。”婆姨家还想说些家里的窘况，被德生拦住了，我知道他的堂弟张德荣又顶着他到大队当书记去了，他不愿自家兄弟犯难。看着细声无力的德生更突出的颧骨上红晕已经消退，我说些什么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德荣去县里开三干会了，当晚我赶到县里干部招待所，双河公社的领导和各大队的书记都在一间大屋子里开会。我进去后说明来意，总之一句话，张德生是干大队书记累倒的，他还有婆姨娃娃，现在又包产到户了，德生一家的困难上级不能不管。沉寂中，东岭上一个大队书记突然冒出一句:“张德生就是一个受孙，当个大队书记连顿饭都吃不上。”我回敬了一句:“你那是屁话，他也四处蹭吃蹭喝去就不是受孙啦!”德荣赶紧过来把我摁在椅子上。又是一阵沉寂后，公社马主任说:“张德生这些年确实干工作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现在病倒了，婆姨娃娃都挺困难，我们清楚，不会不管。请你转告北京的同学们，今后只要公社下来各种救济，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张德生的，德荣也在这儿，请你们放心。”还能说些什么呢，走出招待所，望着漆黑的夜空，我黯然神伤。

两个月后，我调离了延安，两年后我在千里之外知道了张德生去世的消息。几十年了，当我们这群已经花白头发的老知青聚在一起时，常常怀念起张德生——这位红军烈士的儿子，忠厚淳朴的陕北汉子，他的一生太累了。安息吧!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