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与勇气：来婵儿的故事

来婵儿

王小强

刚到这个小山村时，“来婵儿”这个名字对我并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在今天，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是1969年来这里插队的，那时才16岁。当了半年放羊娃，然后就“受苦”(这里把干活叫“受苦”)。犁地，锄草，收割，打场，修梯田，打炮眼，慢慢地什么活都干过了，我也长大了起来。

记得我19岁那年，时兴大办农村教育。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精神，我这个知识青年，糊里糊涂，就变成村里的老师了。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注意这个“来婵儿”了。

那个时候，她是个1l岁的小女孩，和山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身材瘦小得与年龄不相称。一脑袋乱草似的头发，一身被汗水浸透过不知多少遍的烂衣裳，黑黑的一双小手，十冬腊月还光着脚丫，满山遍野地跑。不同的是，她有一对略微发黄的大眼睛，大得与她那张肮脏稚气的小脸几乎不成比例。也许就是这双大而天真的眼睛，使我很久以后，都不能忘记她。

山里的孩子要放羊，要喂猪，要照看比他们更小的娃娃。另外，或许真是野跑惯了，对上学，都不十分感兴趣。“来婵儿”是我用讲故事的办法最早吸引来的几个娃娃之一。说来可笑，我小时候听过的诸如“大闹天宫”一类的故事，这里的孩子都听不懂。他们没有见过猴子，更没有想象力接受“变化”一类的科学术语。倒是“东郭先生”使我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树立了威信，因为狼和老汉，是这里人人都熟悉的。

北京知青成了幼儿园的阿姨

后来孩子们都来了。我的故事也讲完了，于是开始了学习。是不是讲故事的启发，我也说不准，反正我没加考虑，就把满纸“专政”、“万岁”的教材丢在一边，教孩子们“石”、“山”、“水”、“虫”、“猪”、“狗”。教山里的孩子读书，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家长们连“5”和“4”都分不出，更弄不懂孩子们作业纸上的这些道道对帮助孩子的学习有什么意义。孩子们学多学少，学好学坏，全凭我这当老师的良心。我只好手把手地教他们拿笔、写字。我曾几度感到气馁，是“来婵儿”给了我安慰和勇气。是她第一个学会从“1”数到“100”，也是她第一个学会不用扳手指头算十位以内的加减法。我布置的作业，每一次她都十分认真地完成。课堂里的提问，也往往是她第一个举手回答。有好几次，我甚至听见她在把自己的理解讲给别的孩子听。她很聪明，也十分顽皮，爱爬树，爱从山坡上不顾死活地向下飞跑。她能把班里最顽皮的男孩子打哭，也能最快理解新的问题。在她生气勃勃的小生命里，充满了天真和好奇。她常常围着我问这问那，以致使我都不免发生怀疑:她是不是应该出生于大城市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记得有一天中午，我洗完衣服，剩下一些尚有一定浓度的洗衣粉溶液，倒了有点可惜。于是，我就到院里，命令来上学的孩子都脱下上衣。说真的，他们这么大，有的还是第一次洗衣服哩。所有的娃娃都兴高采烈地在院里光着脊梁追逐打闹，唯独“来婵儿”，披着一头乱发蹲在我身边，怔怔地望着我揉搓，过了好久才问:“老师，这水咋能起泡泡呀?”一时问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反正作为一个学生，我格外喜欢她了。我常常在孩子们戏耍时，盯着她那双显得有些早熟的大眼睛看。每当她发现我在看她，脸上就显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最后，她总是嫣然一笑，钻进娃娃们中去。有时还不时好奇地瞥过来几眼，看我是不是还在看她。这倒反而使我感到困窘，急忙把目光向别处投去。

有一次，我决心向她表示一下我的好感，给她一个作业本和一支铅笔。那时，我的经济并不宽裕，对我的学生来说，这更是一份非常贵重的礼品。要知道，这是一个崭新的作业本和完整的长铅笔呢!所有娃娃上学以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孩子们对我的议论，放学以后，我把“来婵儿”单独留下来。在她诚惶诚恐地离开我之前，我向她反复叮咛，不要让别的娃娃知道。谁知等她走后，我信步走到院里，出乎意料地看见坡底下一群娃娃正把她围在中间，轮流传看我的礼品哩。我大为恼火，她这样对待我私人的礼物和我的叮嘱，伤了我的自尊心。从那以后，虽然我依旧喜欢她，但是，再也不给她什么东西了。

两年以后，我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个小山村。忙乱中，我只向队里一些要好的成年人告了别。实际上几乎是来不及想起这些娃娃们，也根本没有想起过“来婵儿”这个满身汗臭气、干瘦焦黄的小姑娘。

一晃过了八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工作者，1981年我在去甘肃搞农村经济政策调查之后，回到了这里。我是在这里长大成人的，这里的一山一石，都记载着我无穷的感慨和回忆。我兴冲冲地走着，看着，想着……想起我放过的牛，种过的地，吃过的小米饭，抽过的老旱烟。自然，我也想起了我教过的学生，想起了“来婵儿”。我走后，不知她是不是继续上学，算算年纪，她今年该20岁了，在这里，早已是出嫁的年龄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突然感到一种挺不舒服的担忧:我怕是见不到她了。

第一天，我没见到她。我从她父母那里知道，“来婵儿”今年冬上出嫁。从她父母那里，我还知道，自从我走后，她就再没有上学，从在家看娃娃、喂猪，直到如今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第二天，我从公社到村里时，人们已经下地干活了。包产到组以后，大家中午都不回家吃饭，而是东一堆、西一处的干活。我来回跑了大半天，上上下下爬了二十多里山路，才和三个组的老乡见了面。“来婵儿”的作业组在最远的一架山干活，没见到“来婵儿”，心里不免遗憾。但是我又累又饿，还有村外朱家湾的五户社员没有见，晚饭以前，还要骑车赶二十多里路回县城。犹豫了半天，我还是决定回去了。在后沟老乡家，匆匆忙忙吃了碗洋芋蛋蛋炒面，已经是后半晌了。我急忙抓紧时间往外赶，刚走到村口，我下意识地一抬头，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站在窑畔上。

“你是谁?”

“来婵儿。”

“来婵儿?”我又惊又喜，赶快爬上窑畔。

她穿了一件鲜红的的确良外衣，领口上还用黄丝线绣着花边。我们这个有名的穷村，他们这个有名的穷家，还能买起这样的衣服!用经济调查的眼光，我断定这两年群众生活有了很大好转。我和她面对面地站着，仔细从她身上搜寻着旧日“来婵儿”的影子。没了，干瘦小巧的身材没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像一般山村劳动妇女一样粗壮的姑娘。手上满是茧，一双土制布鞋显出惯于爬山越岭的大脚，山里人特有的罗圈腿支撑着没有线条的水桶腰，鲜红的的确良外衣套在骨骼粗大的躯干上，显得十分不协调。然而她那双聪慧明亮的大眼睛，仍然充满了我所熟悉的天真，仍然那样逗人喜欢。但是，当我欣赏地盯着她看时，她脸上却显出窘迫的神情，羞涩地回避、躲闪。噢!到底是待嫁的大姑娘了。

她把我让进窑洞，窑里比我昨天来的时候干净多了。既然爹妈都不在，她就像主妇一样忙着给我烧开水。我坐在炕上，端详着她，发现她在往灶口里添柴时，也总在偷偷地打量我。我问: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记得什么?”

“什么都记得。”

刚说几句话，又来了五六个小伙子，中间有几个也是我原来的学生，如今都长成大人了。他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我半开玩笑地问“来婵儿”:“冬上出嫁，男方给了多少钱?”

她红着脸嗔怪:“哪给钱来了?”

蹲在门口的一个小伙伸出一个手指头:“一千!”

我们换了个话题，扯了一顿闲话，喝了水，抽了烟，并且像我这次回来见到其他老乡一样，当我提议“来婵儿”也来一张时，她却破例不愿在门口照，而要到公路上去照。

我在一群没下地的婆姨和前跑后颠的娃娃们簇拥下，走出村子。“来婵儿”跟在后面，忽然对我说:“你身上有没有自己的照片，给我们留上一张?”婆姨们也随着附和。这两天，好几个老乡都向我说过这句话，可我觉得“来婵儿”说的，好像有她独特的分量。可惜，我真的没带照片。

在公路上，尽管我觉得那些老婆姨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还是破例给“来婵儿”照了两张相，一张全身、一张半身。然后是告别，我还要抓紧时间往朱家湾赶。我挥挥手，喊了声“再见啦!”送我的老乡有一大群，但这句话我是说给“来婵儿”一个人听的。因为我发现她和别的笑呵呵的老乡不一样，她的大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深沉。

告别没有成功。一拐弯，“来婵儿”在一群孩子的追逐下，又跟了上来。我对她说:“你回去吧，你还有事。”她低低地说了声:“没事。”她的情绪传染了我，使我也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等我给朱家湾的老乡照完相，“来婵儿”已经不在了。谁知我推着车走了没多远，她竟一个人藏在路边的枣树后等我。天哪!后面刚刚和我分手的老乡都能看见我们俩，这是要惹人说闲话的呀!我刚要开口让她回去，可是一望见她那双忧伤的大眼睛，我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懵懵懂懂地，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这太奇巧了，太不可能了。

从朱家湾到公路，只有不到一百米的一段路，不知什么力量，使我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

“你身上真的没有自己的照片了?”她怀着一线希望问道。(www.xing528.com)

“唉!”她像个大人一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使我相信，她真的到了出嫁的年龄。

“我常常去来娃家看你的照片(来娃是个小伙子，那照片是我几年前离开这里时送他的)，我一直念着你，你那时给我本本和笔……”

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连忙说:“是呀，你很聪明，没念下来书，真是可惜。”

她回答说:“念下来也还不是一样，受苦人还不是受苦人的命。”显然她不喜欢这个话题，像是要抓紧时间，紧接着她小声而急促地说:“昨天听我妈说你来了，我熬得一夜都没睡成。今天还不到晌午，我就说我饿得撑不住了，催掌柜的收工。到家听说你早起后沟进过了，晌午就可能回县上了。后晌我也没去‘受苦’，只顾着在窑畔上照，在窑畔站了一后晌，我想我要见不上你了。这多年来，我梦也梦着能见到你。你这回回来，要是见不上，我就要后悔死了。你走了八年了，我天天念着你，念着你手把手地教我们念书，带我们耍，给我们洗衣裳，给男娃娃们剃头，还给我本本和笔……”说着，她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我被她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我也没忘了你。”

她没有回答，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看不出来。她似乎平静了。

过了一会儿，我惴惴不安地问道:“你婆家好吗?”

“好啥咧，一样的受苦人。穷山坳坳里，寻也寻不上。”

“你去过?”

“年时(去年)去过一回。”

“只要你男人好些就行。”

“好啥，丑得像个烂南瓜。”说到这，她想笑一笑，可不知怎的，却一丝笑意也没有。

“只要他脾气好些就行。”我吞吞吐吐，尽力想给她点安慰。

“脾气好啥，那家伙脾气可危险了。”

“危险”，在这里的地方话中，是表示事物大到极限程度的形容词。我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了，心里甜酸苦辣，五味俱全。“来婵儿”似乎也说完了要说的话，默默无声地垂着头。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着，好像都不愿意、都害怕打破这沉重的沉默。我凭着最可靠的第六感官感觉到，“来婵儿”的心情也并不平静。事后想来，我们的两颗心，都在为刚才所发生的奇迹强烈地激动着，像沸腾的酒精一样翻滚、燃烧、升腾!我们之所以沉默不语，是由于只有沉默，才能表达出我们那突如其来的一瞬间所体会到的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情感。

终于，不能不分手了。“来婵儿”这番举动，一定会招来婆姨们沸沸扬扬的非议，可是她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她站在公路上，依依不舍地恳请:“你再次来，让我妈捎话，我回家来看你。我还有几个月才出嫁，把你的照片邮来，写我的名字，不然旁人就拿走了。你是知道我的名字的。”

是啊，村里像她这样年纪的娃娃大名几乎全是我在一天里起的，念书的时候，我一律称呼他们的学名。但是现在我全忘了，忘得一干二净!“来婵儿”，这只是她小名的“译音”啊!我不敢问她，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段玉琴”还是“段玉英”，那会伤她的心的。

我鼓起勇气，最后看了一眼那双大眼睛，它们满含着离别的悲伤和惆怅，但并没有眼泪。

我走了，一直走了很远，很远，回过头，还能在那与满天阴霾相连的公路尽头，看见一点鲜红色……

我的灵魂，被这意想不到的奇遇震撼了。我恍然大悟:难道她平时劳动，舍得穿这样贵重而且显然是男家给买的衣服?难道她是为了让我进屋坐坐，才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难道她不就是为了能找机会和我说那番话，才要到公路上去照相?难道她不就是因为珍惜我们这仅有的一次相会，才那样无所顾忌，那样勇敢?唉，我真傻!我激动得想马上调转车头回去，对她说……

说什么?

我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我深深地爱着她。她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婚。对于组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们有着种种美好的幻想，那么我还能为“来婵儿”做点什么呢?

我应该把身上的钱都留给她，再把我的表给她留作纪念。我以后还要不断地给她钱，使她能够有独立的经济，如果她男人欺负她，她就可以回家!

我要写信告诉她，让她对她男人说，她有一个在北京当干部的老师，不准欺负她，不然下次他回来就不饶他。可是“来婵儿”能看懂吗?我一定要一笔一画地写，尽量用常用字!

我要是有权力，在县上开一个后门，让她出来当工人就好了!

她除了要一张我的照片，什么要求也没有。甚至为了她八年来的怀念，让我再多站一会儿，再对她说几句话，她都不曾想到。她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别使我们不可能相爱吗?她不担心我会嘲笑她异想天开的痴情吗?不，她根本不懂这些，也不需要懂得这些。她的感情，是一种没有任何要求，无需任何代价来报答，因而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亵渎的情感。这是一种我从未体会过甚至从未想到过的情感。一种没有情感，没有杂念，一切都没有而又比一切都更丰富的情感!我不禁问自己:我有资格、有权利享受这来自天国的纯洁感情吗?

我曾和他们一起打窑背柴，一起吃饭抽烟，一起在炕上拉话，一起在地里说笑打闹，一起在太阳地里捉虱子。与姑娘们，我也和当地小伙子们一样，说过无数友好而粗野的玩笑话。离开他们之后，我自信始终怀念着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做人和工作，是对得起他们的，是为着他们的。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明显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界线自始至终，都像油和水一样分明;我们投胎不同，我们过去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有文化，甚至命中注定要搞理论研究;而他们虽然用自己的血汗供养了我，用自己的贫穷和饥饿，换来我的教养和风雅，但是他们没有一点诗意，没有明确的所谓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对我的恩惠，是在他们那种默默无闻、平淡如水的琐碎生活中不自觉或者是无可奈何地付出的。

今天我第一次，也是多年来唯一的一次，用我和他们关系史中从未有过的心情去体尝他们的痛苦;我像尊重未婚妻和对我的爱情一样，尊重一个农村姑娘的感情。是的，她没有哭。她是胜利者，机遇和她自己的英勇奋斗，使她实现了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心愿!她是胜利者，她用简单平凡的语言，真诚纯洁的感情，征服了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一个北京高级理论研究机关的干部，一个高高在上的干部子弟和一个山区没有文化，甚至身上长满了虱子的普通姑娘之间，在一瞬间，实现了超时间和空间的真正的人的平等。

然而，这是多么短暂易逝的一瞬间啊!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这一瞬间仿佛使我明白了许多。我肯定还会回去看他们的，但是，对于他们的痛苦和情感，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我无力改变这命运的安排。

不是故事的故事到这儿该结束了。可是，没有。“来婵儿”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我什么也干不下去，脑际中时而是她小时天真活泼的笑脸，时而是分手那天她布满哀愁的脸。当我要把书包里挤碎的饼干渣倒掉时，“来婵儿”就出现在我眼前;当我走进饭厅吃饭时，我仿佛把她也带来了。白塑料桌布沾着油渍，碗筷消毒也远不符合卫生标准。但是像个独立自主的人那样和男人同桌吃饭，无论在她，还是在她母亲、祖母那里，都是从未有过的。五菜一汤，这提不起我胃口的烹调，更是她梦也梦不到的。她会怎么样?会手足无措，还是狼吞虎咽?她那双土制布鞋和干惯了农活的粗手，与这没擦干净的白桌布显得那样不相适宜。当然，她一定会窘迫地对我笑笑，小心翼翼地拿起筷子……

但是我却希望她厌恶我，憎恨我，对我脸上啐唾沫!那将是我最美好的一天，因为从那以后，我将可以重新心安理得地生活了。

*作者系北京十三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后在志丹县插队。现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