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结：聊天心语-聊天心语

山水情结

何新明

1969年2月初我们插队到村里那天，从向阳沟往西沟门走时要从东向西斜穿周河川，当时整个川道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我们走在上面，发现脚下的冰面足有七八十米宽，我幻想着夏天可以常常在这条大河里游泳的美事。

春天来了，周河那因冰冻而漫滩的宽阔冰层消融了，进入干旱少雨的五月，周河已是涓涓细流，趟着刚没脚面的河水，我也不得不打消了游泳的幻想。但没想到就在五月下旬，我却在周河中实现了“游泳”的梦想。

那天下午快收工的时候，我们正在沟口的台地上锄玉米，突然听见有人喊“山水下来了，山水下来了”。我们和社员一起跑到河岸边，耳中听到轰轰的响声，看见上游一道土墙样的东西推着清清的河水奔腾而下。一个社员告诉我:“咱这儿一个雨点没下，一定是上川的什么地方下了大暴雨，今年这头场山水下来得真早。”瞬间，整个宽阔干涸的河滩都被洪水灌满了。我们这些知青是第一次见到被老乡称为“山水”的洪水，看到河面上漂浮的一团团柴草，想起初来时背柴的痛苦经历，我们兴奋地跑向已被洪水淹没的河滩，浅的地方漂浮的都是一些柴草沫子。我向深处走去，水将没膝时，湍急的洪水漩得脚下很快就成了一个坑，人直往下沉，很难站住。望着激流中一根根粗大的木头，我的双眼大概都冒蓝光了，顾不得岸上社员的喊叫，扑向了激流，凭着能游两三千米的能力和裤衩上的深水合格证，我没把这一百多米的水面当回事儿。当我一个猛子浮出水面，眼前黄乎乎的一片，赶紧眨了几下眼，看见目标就在眼前，我抓住那根大木头推着奋力向对岸游去，奔腾的洪水把我连同那根大木头无情地冲向下游。天色渐暗，望着陌生的从未到过的对岸，我只好放弃自己的“战利品”顺着水流游向岸边。眼前的水面上一丛丛蒿草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河岸，当我抓住蒿草向岸上爬时，河岸塌了，我又顺手抓住一丛蒿草后，在身体被水流冲得与岸边平行时就势一滚——谢天谢地，我逃出了洪流。

找不到路，我只好顺着河边往回走，当我走到西沟门的河对岸时，还在庄头的人群发现我后一片狂喊，滤过洪水的涛声，我分辨出他们是不让我再过河，留在新庄湾(我们生产队由川畔的两个自然村组成，东侧的叫新庄湾)。我只好掉头来到新庄湾坡下，或许是受了对岸喊声的惊动，新庄湾的硷畔上站满了男女老少，喊着让我上来。我站在庄下浑身就穿一个三角裤衩儿，实在不好意思就这么上去。过了一会儿社员赵玉明跑了下来，脱掉套在身上的棉裤棉袄让我穿上，带着我来到了高存贵家。(www.xing528.com)

进了高家，天也黑了。窑掌的炕上点起了小油灯，灯下的木食盘中有几个小碟子，分别盛着辣椒、野小蒜和苦菜，高存贵把我让上炕后，盘腿坐在我的对面抽起了旱烟，任由不会盘腿的我蹲在炕上。婆姨家给我盛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粳饭，这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吃，去掉了皮的“辽东白”玉米仁儿，要用小半天的微火才能煮烂，里面掺了些洋芋、酸菜和盐，大概又放了不少猪油，吃到嘴里香喷喷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看见高家的大儿子联社和几个弟弟妹妹一声不吭地蹲在地下像看猴儿一样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吃饭，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就放下碗筷要下炕。联社娘也不和我谦让，抄起碗又盛了满满一大碗放在我面前，说了句“饭食好不好总得吃饱呀”，我只好又稀里呼噜吃了赶紧蹿下炕，好让人家一家老小上炕吃饭。

和联社同在公社高小上学的几个大娃娃吃罢饭后来到高家，围着我问这问那，还逗着问我“山水好耍不好耍”，闲扯了好大一会儿才走。待联社妈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就让我到西面的窑里睡觉去。走进点着明亮的罩子灯的西窑里，我吃惊地看到炕上铺着宽大的白绵毡，绵毡上是新新的被子和褥子，连枕头都是新的。队里二十来户人家我全去过，炕上都是只有一两块用山羊毛擀的黑沙毡和几条旧被子，只有三五户人家有用绵羊毛擀的白绵毡，这么漂亮的被褥我在老乡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一夜我睡得很香，我一直没意识到从洪水中爬出来时自己就已经成了一个泥猴儿，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把准备给儿子娶婆姨用的新铺盖翻出来招待了我这个泥猴儿。直到早晨醒来，我才发现褥子上枕头上都是沙愣愣的黄土末子，摸摸自己的头顶成缕的头发上还挂着没碾碎的土疙瘩，我赶紧用手把褥子上枕头上的土朝炕下胡噜了几下，穿上赵玉明的棉裤棉袄溜出了高家。正在灶上做饭的联社娘听见了追出来喊着让我吃了饭再走，窘迫的我已经溜到庄坡下了。

洪水已经退了，我踩着滩上的烂泥趟过混浊的河水，刚到村边就碰到大队书记刘福义，他指着鼻子向我吼道:“谁让你耍山水去啦?党中央、毛主席把你们派到我们这里来，把你冲跑了我们咋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交代，咋向你大你妈交代。”望着他那喘着粗气的脖子上暴起的一根根青筋，我没敢吭气，他气得狠狠瞪了我一眼扭着脖子走了。事后刘福义跟我说，他那天站在西沟门的垴畔上，眼看着我被洪水冲得没了踪影心都凉了，直到我又出现在河对岸，他才缓过神来。早晨碰到我，要不冲着我是北京知青，他真想给我两耳刮子，“好我的神神嘞，以后再下来山水，不敢再耍了”。刘福义两次都没说到“死”字儿，他忌讳。那天我被洪水冲到槐树庄滩时，既没慌张也没害怕更没想到“死”，可当我拽着那丛蒿草滚到岸上的瞬间，的确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七年后的国庆节，我从延安回到向阳沟大队，看望还在队里的同学和乡亲们。头一天住在康家沟时，就打听到我们四队的社员这两天都在新庄湾的槐树庄梁上收糜子，第二天一早爬起来我就直奔新庄湾，在庄子的头一户刘占岭家吃了早饭，出来后让赵玉亮婆姨拦住到他家又吃了一气。我从赵玉亮家出来怕再碰到人不敢从庄里走了，顺着一条岔道从庄子的坡下穿过去。刚走到庄对面就听见有人喊我，回头看看是联社娘站在院子里，我赶紧说吃过早饭了。她说有事找我，硬把我拉回到庄里。到了高家坐下后，联社娘说:“昨天学生娃娃们回来就说你今天过来，一早起我把娃娃们打发吃饭走了，就一直在院子里候着你，你咋从下边过去了。”一边说着一边端出一直在锅里熥着的一碗小米粥和一个黄米馍，我赶紧说已在前边两家都吃过了。她说:“我知道。但你在我们这儿受了几年苦，今天回来从我门前过，连口米汤都不喝，我心里难活。叫你回来就是为这事儿。”望着这位善良的陕北妇女，我不知说些什么，端起碗把粥一口口喝了，又掰了一块黄米馍放到嘴里。联社娘笑了。

三十多年后，我们那些曾在一个锅里搅过稠稀的知青又都辗转回到北京，聚在一起时总要谈起往事。说起那次在大洪水中“畅游”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乡亲们待我这个“游子”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