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志丹插队经历，北京干部付振武的聊天心语

回顾志丹插队

付振武

我是1970至1975年赴延安插队的一名北京干部。1970年6月至1973年6月在志丹县永宁公社柳沟大队插队劳动锻炼，协助公社、大队做好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工作，住在柳沟大队的马怀峪生产队整整三年。

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参加座谈会听取汇报并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要求。北京市迅速传达座谈会精神和周总理讲话，认真落实座谈会形成的有关文件要求。1970年4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校召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动员大会”，号召学员报名。会后，我即报名并获批准，这一年我24岁。1970年4月22日，我参加了北京市集中举办的支援延安地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插队干部学习班。学习班结业后，全北京市1264名干部分两批离京赴延。1970年5月29日，我随第二批离京，6月4日抵达志丹县。到志丹县插队的北京干部共48人，其中北京市西城区的干部29人，北京市仪表局系统的干部19人，驻县的代表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张富珍和北京市仪表局的陈纪责二位领导。这些干部分派到城关、顺宁、双河和永宁四个公社有知青的大队。西城区干部分派在双河和永宁，永宁的有任永年、赵恒启、张元忠、刘铁岭、董建梅、武敬喧、何芳林、吕学勤、于复刚、邹雪、盛德山、付振武等12人;双河的有郝承祯、陈建华、杜婉芹、张跃远、李振刚、史志超、任振江、肖淑敏、张玉田、高英、石秉良、臧石、郭荫圃、边富华、王际通、温寒江等16人。在中央和陕西省、延安地区及各县的关怀支持下，到1973年5月插队知青通过招工、上学、参军等途径都得到了安排，北京干部协助管理知青的工作基本完成。经北京市与陕西省、延安地区商定，北京干部中的三分之二离延返京，三分之一再留下两年，集中到延安地区和延安市帮助工作，我被派到延安市商业局帮助工作。1975年5月再留下两年的北京干部也全部回到北京。

在延安五年特别是在志丹县插队劳动的三年，是我一生中生活最艰苦、劳动最艰苦、思想最艰苦的三年，也是最受锻炼、最受教育、最有收获的三年。这段宝贵的经历和收获不仅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中，而且对自己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都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1970年，永宁公社的北京知青正在犁地

永宁的87名知青开始分布在柳沟、杨城、石畔、碾沟、土门、崾子川六个大队。这些知青插队时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当年满怀革命激情离开北京离开父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凭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天真，在黄土地上摔打，在乡亲们的照看下成长。一步一步学会了农活，拦羊喂牛、滚碾推磨，用有限的知识发挥自己的作用，把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志丹。在广阔的天地里锻造成一代特殊的新人。当年的知青现在已经年近花甲，尽管后来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他们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中仍然有着陕北人的气质;对那一段生活都十分留恋，念念不忘陕北的情结，有时聚在一起说起来滔滔不绝津津乐道，显得特别兴奋和骄傲。(www.xing528.com)

我到了柳沟大队在马怀峪生产队住下来，这里环境之艰苦、生活之艰苦、劳动之艰苦都是我没有想象到的，就是现在年轻的志丹人也很难想象到当时的艰苦程度。但是面对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区人民，看看先一步来的北京知青，我增强了迎接考验接受锻炼的信心，坦然应对积极适应，决心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大队支部书记高怀山、主任刘培义及各生产队队长给予热情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很快健全了大队、生产队管理知青的三结合教育小组，顺利调整知青居住点适当集中，妥善解决知青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同时制定了管理、学习等各项制度，知青状况迅速稳定。在生产队我不仅是管理知青的北京干部，同时与知青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抓紧机会重新学习。知青的激情始终感染着我，我和知青同住一孔窑睡一条炕，一起下地一块收工，吃的是一锅洋芋酸菜黄米饭，一盏油灯下学习、聊天、下象棋，成天滚在一起如同兄弟姐妹，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基本上做到了在队一天劳动一天学习一天，自己不虚度时光，少给队里添麻烦，善始善终完成了协助管理知青的工作。

整整三年，我与马怀峪乡亲们朝夕相处亲亲热热，乡亲们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努力融入其中。见到老人称干大、干妈，同辈则兄嫂相称，庄里的老老少少对我统称“小付大哥”。社员们手把手教我扶犁，教我锄地，教我背柴，教我盘灶。谁家蒸了馍馍谁家压了饸饹，一定叫上我去吃。过年过节更是前庄干大叫后庄娃娃拉，有时一天去三四家。我和知青远离北京远离亲人，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却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享受着不曾有过的快乐。过去的很多东西已经模糊，唯有这三年的经历永远那么清晰，而且时间越久越鲜亮。因为那里的乡亲太可爱了，那里的天地太广阔了，我在那里流下了汗水结下了情缘。闭上眼从前庄数到后庄，24户人家120口人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身旁。东山种的糜子，西山种的谷，台地种的菜，崖根种的瓜，川地上种的是包谷和红薯。冬天握着锹把修水利，开春扶着犁把去揭地，夏日里锄把不离手，一到秋收时节攥着镰把去收割，驴皮绳一捆往场院上背。老少全下苦，村里没闲人。然而由于当时执行政策、工作方法等原因，艰苦的劳动并没给社员们带来富裕的生活。一个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的分值，好年成也只有3毛多钱，辛苦一年分不到一分钱还欠队里的粮款。尽管如此，队里不少送一斤公粮不短交一斤购粮。宁可自己一年不吃肉，年年如数按时上缴任务猪、任务羊。这时我才知道农民是怎么劳动怎么生活，怎么默默地年复一年地做着贡献支撑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马怀峪的乡亲们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身上那种吃苦耐劳、质朴诚实的品格，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操，顾全大局甘心奉献的风格，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在我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特别无知特别渺小。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历史，时时受到深深的触动，引导我领悟其中的真谛，从而更加信仰毛泽东思想，更加坚信党的领导，更加敬仰伟大的延安精神，对毛主席在“复电”中指出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赞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1973年6月柳沟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当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怀山同志。这是我在志丹县最大的收获。1973年6月8日，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带着对乡亲们的亲情，带着一颗锤炼过的心，也带着对乡亲们生活、生产的忧虑和困惑离开志丹县，转到延安市商业局工作。这三年的学习锻炼我铭刻在心，让我永远感到自豪。

2005年5月，我和知青冀其才一起“回家探亲”。这是我离开延安30年后第一次“回家”。车过柳林就闻到了青草的芳香，黄土高原一片勃勃生机。志丹县城焕然一新，30年前的旧貌只能在记忆中慢慢搜索。宽敞的柏油路把我们的车一直送到马怀峪村边。进庄打眼一看，乡亲们穿的、住的、吃的、用的都变了，变化之大也是我没有想象到的，不变的是那份亲情。进了村，从前庄走到后庄，长辈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儿说，你们回来好，回来就好;同龄人拥抱在一起流下热泪，说笑着当年的情景。村里杀了两只羊，招呼全村人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饭。80多岁的八干妈高怀英老人已经多年不做饭了，知道我们回来了特地亲手给我们做了荞面饦。我们自己回去并没通过县领导，但是米玉金、刘景堂、谷巨海等领导抽时间热情接待了我们，永宁镇柳沟村的干部一直陪着我们。

这次回去，我有一份愧疚。当年由于处于“文革”之中，也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有限，自己主要是在自身改造上下工夫，对当地的建设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时间能重复，我会做得好一些。我也有一份感激。在那三年进行的世界观改造，使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很多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情况有了真实的了解，奠定了牢靠的思想基础，指导着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成为我做事、做人、做一个革命干部、做一个共产党员应把持的基本要求，受用终生。这要归功于志丹的良师益友对我的教育和帮助。这种教育绝不是学校课堂、机关办公室可以得到的。离开志丹三十多年了，志丹山川变得更秀丽，志丹人变得更聪明，志丹焕发出青春，长成了强健的体魄，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我衷心地祝愿志丹明天更美好，祝福志丹人民的生活更美满。

*作者系原北京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