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阳沟的知青集体的聊天心语

说说我们向阳沟的知青集体

张小建

1969年2月，我们34名知青从北京来到向阳沟，在一、二、四三个生产队落户。1975年和1976年，又有10名新知青从北京来到向阳沟，集中在一队插队。这44名知青组成的老集体和新集体，前后共历时十年，确实很有时代特色。虽然以后这些知青各奔东西，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工作和生活，但在农村生活过的共同经历和与向阳沟乡亲们那段深情厚谊，成为联结我们每个人的纽带，并使我们至今保持着纯真朴素的友情。

一、起步——拜师

刚到农村，队里为我们每个知青请了一个师傅，主要目的是在生产上教会我们农活，但也有一种在生活上帮助和照应的意思。现在想起来，这真是一个相得益彰的好办法。

师傅一般都是农活技术较好的农民，一到村里，他们就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准备砍柴的斧子、背背子的麻绳、翻地的镢头和锄地的锄头。初到队里时，每逢下地干活，师傅都带着我们，手把手地教。看到我们学得快，师傅们就会夸两句。评工分时，也为自己的徒弟争个几下。师傅家里煮锅面条、压个饸饹，也叫上自己的徒弟去尝尝鲜。我们能很快学会几样农活技术，全凭这些师傅悉心帮助;我们与农民的感情，对农民的认识，也都是从自己的师傅开始。许多知青离开父母到农村，第一个可亲近靠得住的人，就是自己的师傅;知青离开农村后，仍然与村里人保持着联系，师傅则是最亲密的。

向阳沟那些当师傅的农民，在知青面前更多地表现出他们向好的品质，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履行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职责。现在看来，向阳沟知青集体一直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保持与农村乡亲们亲密的关系和真挚的友情，与这种师徒之情奠定的基础大有关系。

二、成长——誓言

1970年，我有机会代表向阳沟的知青集体到延安参加“学习贯彻毛主席复电座谈会”，会议还传达了周总理对做好延安插队知青工作的指示。这次会议有延安各级干部参加，同时特邀每个公社一名知青代表参加。我作为代表，是带着全队知青的热情和决心去延安的。会议的气氛非常热烈，与会知青也非常活跃，大家自发地一整晚一整晚地讨论。我与几名北京知青联络，共同写出了一张大字报，在期望延安各级领导振奋精神带领延安人民建设延安的同时，也表示了我们北京知青的决心:“延安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延安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大字报中的这句宣言，一时间，不仅成了所有北京知青的誓词，更使延安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认可了北京知青。

回到村里，我们在村口朝向大路的一面大墙上，刷上了毛主席“复电”的全文，激励全村共同搞好建设。全体知青在这面墙前留下了一张合影，以此来表示我们共同的决心。

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的知青集体，在经过一年过生活关、过劳动关的基础上，思想上感情上有了一个飞跃——作为新延安人，我们不仅要融入农村和农民之中，并且要为延安建设和改变山村面貌贡献力量。

三、奋斗——建树

1970年—1971年，延安掀起了新的“大生产”热潮，我们向阳沟也不例外。大队的生产建设规划有了知青的参加，大大推进了一步。我们知识青年全身心投入，也得到很好的锻炼。

基建队之星

大队成立了农田水利基建队，改变过去农忙种地、农闲基建的做法，建立起专业化的队伍常年搞基建，这支队伍由十几名男女知青和十几名农村青年组成，队长是村里的共产党员张德荣，我当了副队长。

我们用40天时间修通了一条千米长的水渠。为使旱田变为水浇地，需要修建从后沟到前川的水渠，我们拆了公社旧烟囱，把砖一车车运回来，砌在渠沟里。在县水利局老工程师指导下，我们用一把水平尺，一米一米地丈量，保持准确的坡度。我们学会了锤钻凿石，在石砭上开通了水渠。几位女知青由于石活好，被称为周河川的女石匠……经过努力，终于使做了几年未能成型的水渠第一次通了水，当我们看到源源不断的清水从后沟水坝流向前川农田时，都为能用自己的双手搞成这个工程而欢呼跳跃。

向阳沟一队、二队知青在向阳沟前川水渠边

紧接着，我们用60天时间修起了十几座“丁字坝”。为防止洪水冲刷农田，需在川地两岸建筑加固农田的丁字坝，顶住洪水，护田淤地。我们从山里炸出坚硬的岩石，一块块地运到川里，从河床里挑拣坚硬的大块硬沙石和鹅卵石，再用粗粗的铁丝编成铁网，将百十斤重的石头一块块垒进去。由于每天浸泡在水里作业，不少人脚都泡烂了。每天用双手搬垒石头，不少人手上一层层起泡结成老茧。我们摸索经验，实行了流水作业法，知青与社员们搭配，苦干加巧干，终于赶在洪水到来之前，筑好了十几座丁字坝，在周河川两岸一座接一座躺卧着，成为护田卫士，煞是壮观。

为在周河泄洪道上拦洪淤地，造出百亩良田，基建队又到槐树庄滩炸山取土筑坝。一个月后，坝基刚起，洪水汹涌而至，基建队员奋战一天填土护坝。在湍急的洪水冲破大坝的那一刻，知青与社员将车推下决口处，并跳下水去，用自己的身体筑成新的坝墙。有几名知青和社员还被洪水冲出十几米远。紧接着三天三夜，全大队的社员和知青一齐上阵，白天黑夜轮班奋战，用新开的土石，靠团结和意志，终将大坝稳固住。用身体堵缺口的男知青，手持马灯护坝的女知青，挥汗如雨的基建队员，送衣送饭的老少社员，那一幅幅感人肺腑的景象，已定格在每个知青心中，至今难以忘怀。

今天看来，尽管这些基建工程起的作用是暂时的，并且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你能说，后来这些知青当工人掌握和运用的高超技能，当工程师参加的建设工程、当管理者组织的再就业工程，当教师、当律师、当医生等等所取得的成功，没有当年插队时这段经历垫底吗?

实验站之花

1971年，在知青搞起的科学实验小组的基础上，在县农技站和公社、大队的支持下，向阳沟大队农业科技实验站成立了。大队副队长刘福义任队长，几名知青和几个年轻的社员骨干，共同开始了科学实验活动。县农技站的技术员王建堂在向阳沟蹲点，一蹲就是七八年。工作伊始，没有实验室，就在知青窑里隔开半间白手起家;没有仪器，就从县农技站拿来更替的旧件代用。我们还自己设计，并请木匠共同摸索试制了无菌操作箱。到1975年，第一批老知青离开时，实验站进行了中曲饲料发酵、“920生长激素”制作、红薯下蛋栽培、新品种高粱杂交、谷子密植、玉米间作套种，还在川地里栽种了当年的新品种国光苹果;实验站还为各种农作物、果树林木喷洒乐果等农药，进行了植物保护实验。实验站的谷子密植、玉米间作套种等技术在各队推广，取得促进增产的好效果，实验站被授予“志丹县推广农业科技先进集体”称号。1975到1976年，一批新知青又与向阳沟的青年们在推行农业机械化、实验良种育苗和制作沼气燃料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他们早出晚归，观察气象、温度对农作物的影响，认真做好各项记录，为将来大田生产提供准确数据。他们还担负着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每当农田发生虫害时，就背上喷雾器，冒着酷暑，穿梭在农田中。由于烈性农药的作用，农作物的虫害消灭了，可他们被熏得恶心，吃不下饭，但这算不了什么，只要对农作物有好处，大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地为农业科学发展贡献着微薄的力量。

由实验站播下的科学种田的种子，在周河畔的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知青走了，县农技站和青年农民还在坚持进行着科学种田的新实验。而曾经从事科学实验的北京知青们，回城后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扬着当年刻苦钻研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生产队骨干

在一部分知青被抽去大队基建队、一部分被抽到大队科学实验站、一部分当了民小教师之后，每个生产队还留下了两三名知青。这留下的人员，可是各生产队精挑细选的骨干，不仅身强力壮，并且农活技术掌握得好。他们其实也非常想到基建队或实验站与众知青热热闹闹地干一场，但是生产队选他们当了副队长，当了会计，当了妇女队长，面对社员的信任，他们只能服从。这几位知青也不负众望，无论是吆牛揭地，挑担运肥，还是锄地收割，他们都和社员们一起吃苦流汗。面对严重的干旱，他们和社员一起担水上山，一棵苗一棵苗地浇水，救活了打蔫的庄稼;洪水淹没了川里的玉米，大水退过，他们和社员一起一棵棵地从泥水里扶起秧苗，保证了秋天的收获。白天，他们和社员一起上山劳动，累活脏活冲在前边;晚上，他们还组织社员学习，开办识字夜校等。当队长的，组织生产有条有理;当会计的，管起队里的账目清清楚楚;做妇女工作的，领着妇女干得红红火火……

这几位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知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老乡们的赞扬，成了生产队里的顶梁柱，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学校之硕果

北京知青到村里，给向阳沟带来一股新文明、新文化之风，安排知青当老师自然成为大队一个最好的选择。新老集体共有10名知青走上教师岗位，他们重新拿起课本，将自己上学时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育人方法，一股脑儿运用到教学之中。你听听学校窑洞中娃娃们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学会城市学校游戏的农村孩子们，就不能不感叹这些知青教师。他们有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酷爱文学;有的出身于工人家庭，深知知识的重要，但无奈被“文化大革命”中止了学习的生涯。而来到向阳沟，孩子们需要他们，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些农村的孩子灌输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从1971年到1976年，他们先后教了上百名孩子，那几年村里考上公社高小、县中学的人大大增多。(www.xing528.com)

知青教书，可以说整整影响了向阳沟前后三代人。三十几年后，北京知青再次回村，乡亲们告诉我们:“你们留给向阳沟的最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只有掌握文化知识，才能有出息、有出路。”由此产生了2005年的北京知青助学成才奖学金行动，结出了村里三年有18名青年考上大学的硕果。

四、团队——精神

北京知青们一起回忆当年自己的团队，都有一种自豪之感:我们之所以干得好，不仅是因为有乡亲们的关照、支持和帮助，还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集体。

拉练之行

1971年初的数九寒天，我们大队的知青决定集体“拉练”长途跋涉去延安，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解放军，锻炼“生存能力、耐寒能力、适应能力、作战能力”;另一方面，虽已到陕北插队两年，但大部分知青还只是匆匆路过，而未能好好看看延安“真面目”，想以此来共同实现参观延安的愿望。拉练使分散在三个小队的同学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长征组歌、新四军军歌、陕北民歌被大家轮着唱了个遍，歌声笑声伴随着急促的脚步飘洒了一路。

知青们主要是夜行军，连续19小时步行140多里地，冒着冰冷刺骨的冬夜，啃着硬邦邦的馒头，凭年轻的身体和满腔热情抗衡着冻与饿，忍受着困倦与劳累，互相牵扶着、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行进，于次日上午10点多到了延安。

我们去参观了向往已久的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枣园故居……我们这次步行搞“拉练”从向阳沟到延安城，直接领受了延安的革命传统教育，集体圆了一个新延安人的梦，不仅是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也体现了对美好精神生活的一种共同追求。

学习之风

从老集体到新集体，都一直坚持了一个制度，即十天一个学习日(当然农忙时首先要尽着生产，停个那么几次)。刚开始是学政治，谈思想，但也有关于劳动的体会和思想感情的沟通。尤其是三个小队的知青开会交流并一起聚餐，精神、物质一起上，那气氛可是非同寻常。

以后的学习稍作调整，也增加了个性化的因素，自愿报名，分别组成哲学、数学、文学等学习小组，由高中的同学当老师，辅导初中的同学。一时间，小组里的学习气氛蔚然成风。此外，小组中写诗的、作画的，十分活跃……我们还自拟稿件，自刻蜡版，自出油印小报，传递各队的好人好事;擅长画画的知青办起了生动活泼的板报，引来年轻社员的指指点点;我们还连通了全大队的广播线，办起了小广播站，女知青清脆的播音传遍家家户户。

不甘心繁忙劳累农活的重压，年轻人的心总是想更多地学习一些东西，想更多地发挥知识的作用。“知识青年”对我们来讲，不仅是过去时，也是现在时，更是未来时。知青集体中这种学习气氛，也使许多人在以后有机会上大学时，倍觉珍惜，更加努力。

文艺之魂

来延安之前，有些知青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能歌善舞。到向阳沟后，与陕北民歌特别是陕北农村自由自在的气氛一结合，文艺细胞大大增多。先是全大队知青聚会时，各队知青各演一段，然后是选出节目到公社参加汇演，后来是全大队知青排练出整套的长征组歌，再后来又自编一组歌曲，有独唱、对唱、合唱、重唱，还有诗朗诵。不仅自己演出自我欣赏，还在晚上点起篝火，请老乡一块来听。当然我们是自娱自乐，唱得很尽兴，老乡们虽听不懂些，但也很喜欢这热闹劲儿。知青中还不乏体育健儿，冬天在冰冻的河道上滑冰，夏天在涝池里游泳，学习日还打打球，有的参加县、地区甚至省的运动会，有的在生产中也借机露一手儿，以此充实着自己的生活。

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使我们这些知青在农村艰苦的岁月中，得到一种心理支撑，保持着共同的精神向往。你想想，“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锻炼艰苦奋斗的意志，不怕牺牲的精神”;“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此地此时此歌，与我们的心境产生强烈的共鸣。直到今天，每当知青聚会时，一支老歌响起，引得众人唱和，心心相印，莫过于此。

同甘共苦

初到向阳沟，每个知青集体户实行按月按人定量供粮。青年人正逢长身体，干活消耗大，粮食根本不够吃，每逢月末几天，几个队都出现了只能煮稀汤忍饥度日的情况。这时，女同学就自觉少吃些，尽着男同学;在家的、教书的少吃些，尽着上山的、下地的。但逢到月初，有了新粮，特别是换些鸡蛋来，肯定是每人一张大饼，卷着10个摊鸡蛋，美餐一顿。第二年以后，要靠吃自己打下的粮食时，我们也常常是:缺粮时熬一锅玉米糊糊苦菜汤一起吃;有粮时就一起大碗吃面，大块吃肉。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缺菜少油，靠辣椒面蘸盐度日;而到了过年，则美美地吃上几顿猪肉酸菜炖粉条。记得1975和1976年，由于天灾和人为因素，全村的粮食紧缺，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为共渡难关，只能动用队里的储备粮，也只够供上山的劳力。新知青与老乡每天背上口锅，拿上袋米，中午在山上架火烧一锅稠粥，每人一碗，权当一天的口粮。这段岁月的经历，令我们终生难忘，也无形中铸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集体初建时，我们选择了理想的“共产主义”分配制。知青中日工分高的达到10分，低的才六七分，如按工分分配到每个人，肯定差距很大。但集体户的生活，很多是分不清的，男同学多背些柴，女同学多做些饭和家务，甚至帮男同学洗衣服拆被子，能算工分吗?我们先是实行“大共产”，即全体知青的粮食、现金收入放在一起，共吃共用;以后又实行统分结合，即大部分归集体，小部分按工分分给个人，对有困难的再从集体账户中给予支持。现在看来，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大锅饭”，是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分配规律的。但在当时那艰苦匮乏的岁月中，却在一时间起到了一种强化我们集体凝聚力的作用。因此，回顾我们那一段结下的友情，堪称为“情义无价”。

五、探索——变革

我们在向阳沟前前后后整整十年，当时正逢“文革”中后期，极“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我们也受了些影响。但农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课堂”，农民是一批最讲究务实的“老师”，他们是在用实际行动不断纠正着那些不合实际的极“左”的东西，我们也因此受益。

重搞自留地

1973年，上面有精神，每个农户可在房前屋后多搞几分自留地。连续两年收成不好，生产队钱分不上，粮不够吃，多搞些自留地，自家垫补一下，势在必行。但是否“耕了自家的地，荒了队里的田”呢?当了生产队长的我，一边带着人丈量土地，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每到一家，都听到对新政策的赞声一片，大家相信知青队长，丈多少是多少。自留地政策落实了，社员们白天集体出工还真出力，晚上回去再忙自留地。原来，好的政策真的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实践给我们上的最生动的一课。直到今天，惠农政策还不是循着这个道理吗?

小试责任制

“文革”中听到“大包干”，是一直被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文革”后才从安徽兴起的。但此前的中国农村，确实已酝酿着对“大锅饭”、“大呼隆”生产模式的变革，陕北也是同样。比如锄地，原来是全队几十人在黄土高坡上一字排开，一个队长在前面把垄开锄，另一个队长断后不停地吆喝督促着，中间这几十人，那认真锄的，一人三垄匀速前进;那偷懒的，一人一垄还闲聊天、站着看。这样一天下来，出力不一样，工分都一样;队形煞是好看，效率却极低;收割庄稼等其他农活也是如此情形。我当了几年生产队长，每天早上敲钟叫上工，下地吆喝快赶工，自己累得要死，活路还忙不过来。总结几次包干锄地的经验，我认准了一条，就是责任要落在每个人身上。从那时起，我成了“包工头”，每天一出工，就是丈量地块，包干到人，轮到山地丈量较难，我就用三角数学法进行推算。我还跟踪那些平常不好好干活的人，专门检查他们的劳动质量，不行就返工、扣工分。一时间，队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活质量也有了保证。小包干，真是一试就灵。

放开搞副业

1976年，上面又下来精神，可以搞副业了，但不能影响农业，还是要防止出现“资本主义”。我们的新知青与老乡们讨论时都认定，在种好粮的同时必须要多挣钱，搞副业不仅势在必行，并且还要专业化。当时副业的主要途径就是用拖拉机为养路队运石料、拉沙子。我们在春天集中运送完肥料后，就派两名知青和两名社员，开着两台拖拉机出外打工。每逢上面查得紧了，我们就偷偷在晚上搞;知青累病了，我们就换人上。由于实行专业化，加上与养路队建立长期合作的良好关系，副业项目十分稳定，收入也大大增加，年终决算，日工分值由过去不足一角，上升到一元多，全队每户都有钱花，知青被夸为“挣钱好手”。时至今日，他们或当了高级税务师，或当了企业的高管，向阳沟的这段经历，是否也孕育了他们的“经济细胞”呢。

我们向阳沟这个知青集体，曾经获得过省、地、县的表彰，授予“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称号，说明我们这个集体是得到志丹人民群众和各级党政领导认可的。本文所介绍的，只是就个人的回忆对我们这个集体进行的简单概述，但却可以从中看出，当年向阳沟北京知青小组集体的那种精神、气质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