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难忘延安生活-聊天心语

难忘延安

薛鑫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我们1969年2月到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志丹县插队算起，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然而，我在延安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二十三年，在人生的旅途中和记忆的海洋里却往事如画。

1969:北京——志丹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又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年代，经历了一个个善恶博弈的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放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电台还用“记录速度”进行了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毛主席最新指示”。

当时，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因病肄业以后，正处于疗养和“逍遥”之中。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种赤诚，凭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一种神往，凭着“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一种决心，我以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身份，于1969年2月6日上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与众多的“插友”们一道，从北京站登上了开向大西北的“知青专列”。我们乘火车到陕西省铜川市后，即转乘军用敞篷卡车，在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艰难地行驶。到志丹县双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附近的向阳沟供销社大院参加欢迎大会以后，又乘卡车返回到“延(延安)定(定边)公路”志丹县境内66里程碑处下车，再改用“11号汽车”两条腿步行。如此这般四天三夜，辗转三千多里路程，于2月9日(农历己酉年腊月廿三)黄昏才到达大庄科大队陈庄科生产队。

那一年冬天可真冷!本来已过“立春”，可黄土高原还是冰天雪地。从66里程碑处到生产队有五里多路，路面不足两米宽，弯弯曲曲，七高八低，上坡、下坡反复无常。虽说坡度不大，但是，由于路面已经与冰雪冻成一体;由于我们当时脚上穿的是塑料底棉布鞋，鞋底与雪泥已经冻在一起如同冰鞋，因此，走不了几步就滑倒，滑倒了就爬起来再走，可走不了几步又滑倒，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寸步难行，胆战心惊。当然，大伙穿着棉衣，跌得不痛不痒，反而嬉笑怒骂，在烦恼中寻欢作乐。有人甚至还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还是那位帮我们赶毛驴驮运行李箱子的生产队副队长屈大哥出了个好主意，叫我们每个人把头上、脖子上的围巾都解下来，连接成一条绳，屈大哥抓住一端，我们一个挨一个抓住这条“防滑绳”，才总算走完这五里冰道雪路。我这个南方人(1943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1962年到北京读大学)也亲身感受和深切体验到了“如履薄冰”的滋味。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禁不住提心吊胆，因为我们住的是土窑洞。在昏暗的灯光中，我和三名“插友”躺在同一盘土炕上，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愣是睡不着，担心窑顶也就是头顶二十多米高的山崖坍塌下来怎么办?岂不是被活埋了吗?尽管大队党支部乔书记和大叔、大娘们再三向我们做了认真的解释和保证，我还是忧心忡忡，担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第二天，我才相信自己真是杞人忧天。不久，“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这句当年的时髦话，就和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在穷乡僻壤不翼而飞了。“插友”们无论在公社革委会机关驻地，还是到县城，都会被人指手画脚一番，“北京娃”成了“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代名词。那些冬天穿着开裆裤、夏天光着小屁股的孩子，也把我们这些本应被称作“大哥哥”、“大姐姐”的人叫做“北京娃”，真让人哭笑不得。

从1984年1月起，我先后在志丹县、延安市(今宝塔区)、吴旗县担任“七品芝麻官”。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第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无论到农村下乡调研住在农民的窑洞里，还是到省城西安市开会住在陕西宾馆，乃至到外地出差住在上海的扬子江饭店和深圳的望海楼宾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陈庄科生产队那“窑洞第一夜”的情景。既为当年的幼稚无知而自愧，也为能在“老、山、边、穷”地区长期工作而自慰。我还曾经想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都住过十三年窑洞，我们又要住多少年呢?

直到1992年我调回北京时，吴旗县六大班子领导成员住的还是平地箍成的石窑洞。每户两孔窑洞做卧室，两小间简易平房做厨房和储藏室，使用面积总共也只有约五十平方米。作为“一县之主”，我为自己在主持工作期间不能彻底改变全县“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内疚，也为自己不能根本改善大家的居住状况而自责。但是，大家随遇而安，清贫自律，一句“住惯了”给了我极大的谅解和安慰。不过，这样也省去了诸如“某书记贪污受贿，某县长不干不净，某主任财路不正”之类的街谈巷议。

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插队的志丹县，是延安地区十三个县市之一，是举世闻名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的故乡，1934年11月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人民政权。

我们在北京听取上山下乡动员报告的时候，那些夸夸其谈、娓娓动听的话语、宣传和鼓动，像火焰一样，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热情和期望值点燃到了沸点。然而，插队以后社会现实中司空见惯的“一穷二白”景象，却使那种热情和期望值一落千丈。

例如，当年在延安城，我们到饭馆(当然是国营的)吃饭，每人花四两粮票买两个“两面馍”(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和制成)，花三角钱买一碗猪肉粉条汤，自己还没有动筷子，三四个讨饭娃娃就围上来乞求:“干大，打发一点吧!”(意思是:叔叔，给我吃一点吧!)在志丹县城，对于国家干部每月只供应百分之四十的白面，其余百分之六十就供应小米、黄米、荞面、玉米面等杂粮，至于大米，只逢国庆、春节才象征性地给每人供应几斤(直到1983年春节我和家人回江苏“鱼米之乡”探亲时，还把八十多斤大米通过肩挑、车运带到志丹县，以解食欲之急需)。县城每到晚上十一点钟，本来就低压弱光的电灯泡也全部熄灭了，因为志丹县电厂的柴油发电机组每天都必须按时“休息”。在农村，乡亲们用蓖麻油点灯照明，玻璃罩煤油灯都用不起。“人民公社化”已经十多年了，乡亲们还把生产队叫“农业社”，把一家之主的丈夫叫“掌柜”。早婚和买卖婚姻现象相当普遍，有些父母甚至把闺女按体重论斤卖钱。农村的文化生活更枯燥乏味，全县3781平方公里之内，只有县城一座影剧院。从陈庄科生产队到县城，有六十多里路程，谁愿意在劳累之余再翻山越岭往返一百多里去看一场电影呢!

严峻的社会现实，使我和一些“插友”变得冷静起来。全国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延安这样的革命老区为啥还这么穷、这么落后?贫下中农为啥还这么苦、这么累?文明程度为啥还这么低?我们这些“北京娃”又该怎么办?从窑洞“飞”出去，还是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干下去……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我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的主意。

有了这种打算，就有了心理平衡。在与志丹县、吴旗县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共事共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并认识了延安人的另一面。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实善良，能忍则安。这种性格和精神，就像吃的是草料，流的是血汗，终生耕耘黄土地，无私奉献皮肉筋骨的老黄牛那样。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革命兴亡成败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赴华北)，作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儿女用小米、粗布和鲜血、生命，慷慨地挽救和援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延安的大山、深沟和窑洞、土炕，像摇篮一样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首歌唱得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补言之——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在80多年的党史中，延安时期的13年，无疑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1992:吴旗——北京

1992年3月3日，我和妻子、孩子由吴旗县调回北京。

搬家之前，我和妻子专程到陈庄科生产队去向乡亲们告别。那五里崎岖坎坷的山路，早就可以通行东风牌卡车，我们乘坐的“切诺基”一直开到窑洞硷畔下面。村里那一孔孔窑洞，除了有一些是新建的和用砖石维修的以外，其余的面貌依旧。一位大嫂正在吆喝毛驴拉石碾子碾米，就和当年我婆姨(妻子)干活一样。

“小薛、小陈回来啦!”乔支书、王队长和乡亲们都来了!尽管我和妻子陈延红都已四十多岁，孩子也上了大学，乡亲们不论男女老少还是都叫我们当年的“小字辈”称呼。我和妻子也都乐在其中。

我俩和乡亲们都挤在老房东边大叔的窑洞里。大伙儿一会儿谈笑风生，一会儿沉默寡言，令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边大婶一面做饭——荞面饸饹羊肉汤，一面翻来覆去地絮语:“再见不到小陈啰!见不到小薛啰!”我和妻子都说:“大婶，怎么见不到呢!你才六十来岁，可以到北京找我们嘛!我们也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大婶一面用手揉眼睛，一面不停地唠叨:“难哪!见不到啦!”顿时，我感到鼻子阵阵发酸。(www.xing528.com)

在返回吴旗县城的路上，我闭目想了很多很多……从1969年到1992年，历史的年轮又前进了二十三圈，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般突飞猛进，然而，革命老区、偏僻山区、贫困地区又怎样呢?应当肯定，在这些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同时也应当承认，“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用群众的话说，只要政策好，天帮忙，就能吃饱肚子，可缺钱哪，还不富裕啊!尤其在那些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劣，“十年九灾”的地方，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贫困人口和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发工资的干部都为数不少。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呢?……如果仅仅简单地指责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那就太不公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三尺，非一日之功”。这些地区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我在任职期间，和同事们一道，立志“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并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但是，“能尽人力，难胜天意”，治山治水有心，抗天抗灾乏力，“人定胜天”简直成了神话。例如，1991年从6月18日至9月30日，吴旗县连续大旱一百零五天，川道地块的干土层深达五十三厘米，划根火柴就能把庄稼地里旱得干枯的玉米叶子点燃。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哪里还有水源用来灌溉抗旱呢!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类地区的面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一种经得起大自然考验和老百姓检验的政绩，并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之功，也绝非按部就班、常规常定之策。我将要带着一种既高兴又遗憾的心情离开延安了!高兴的是，全家人终于调回万众向往的首都北京;遗憾的是，我与同志们和乡亲们共同艰苦奋斗了二十三年的延安地区还没有脱贫。我在心底虔诚地祝福她——延安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祖国母亲怀抱的一颗现代化明珠。

2009:魂牵梦绕延安情

全家调回北京之后，几经周折，终于搬进了中共中央党校新建住宅小区的一套四室二厅楼房。1992年以来，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盘旋的立体交通，面对鱼龙混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形形色色的穷人富人，我脑海里总抹不掉窑洞、土炕和大山、深沟的印象;还时常梦牵延安，在志丹县或者吴旗县与同志们一道开会、下乡、访贫问富，与乡亲们一道防汛、抗旱、修田打坝。我想，大概这就是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而形成的一种刻骨铭心、朴实厚重的感情烙印吧!它提醒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革命老区，不要忘记劳动人民，不要忘记那句“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至理名言，不要忘记那句“当官的有什么不要有官架子，没什么不要没真本事”的民谚;永远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永远都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永远都不要亏待老百姓。

2008年7月8日上午，我和老伴陈延红应邀参加了志丹县委、县政府在全国政协礼堂大楼(北京)举办的“志丹县推进率先跨越发展座谈会”。县委书记祁玉江、县长白小平在汇报中介绍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志丹县已经进入“陕西经济十强县”(第八位)、“西部经济百强县”(第十九位)的行列，并荣获“陕西省绿化模范县”、“陕西省文明县城”等称号。2007年全县GDP达到123.8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24.6亿元，成为延安市十三个县区中首屈一指的“强县、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7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47元，年增幅都创造了历史新纪录(注:196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27.8万元，财政收入34.9万元)……这一串串熟悉而鲜活的数字，一个个荣誉而难得的称号，使我们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志丹县“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2008年12月20日，《志丹书库》编委会的小丁(丁常保)、小姚(姚功辉)到北京出差期间，来中央党校与我和陈延红欢聚畅谈了一个上午，把我俩的思绪又拽到了志丹县。一件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一个个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四十年时空，四十年沧桑;山重水复心有路，星移斗转情难忘!

是啊，我人生旅途中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入党提拔这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都是在延安建造的。延安成了我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第二故乡。今生今世，如果要我忘掉延安，确实难啊!

2009年2月6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机关党委副书记;妻子陈延红曾在志丹县市镇小学任教十余年。

薛鑫良简历

薛鑫良，别名薛兴良，男，汉族，1943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今武进区)。1973年7月入党，1968年12月参加工作，2004年1月退休。

1962年8月至1964年7月，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学习。

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在北京治疗疾病。

1968年12月，赴延安地区插队。

1969年2月至1970年5月，志丹县双河公社大庄科大队插队知青。

1970年5月至1974年4月，志丹县双河公社革委会秘书、会计。

1974年4月至1981年8月，志丹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通讯组组长。

1981年8月至1984年1月，志丹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1月至1984年7月，志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1984年7月至1986年4月，志丹县委副书记。

1986年4月至1992年3月，历任吴旗县委副书记，延安地区卫生学校党委书记，吴旗县政府县长、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

1992年3月至2003年12月，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工委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建研究会理事);荣获“中共中央党校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4年1月退休以后，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并由一些单位聘请为客座教授和理论学习辅导员。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党务方面的研究和宣讲工作。1974年4月以来，发表通讯、时评、论文等共计650多篇，约60多万字，并有多篇论文获奖。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校、大学、机关、事业、企业、街道、部队、科研院所、培训中心等单位讲课共计200多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