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对国家神道、家族国家观和武士道的综合物的推动

（一）《教育敕语》的颁布

作为对明治以来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总反思和对未来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总方针，以及为适应《明治宪法》实施的需要，明治政府于1890年10月以天皇敕语的形式颁发了《教育敕语》，从更高的角度在教育上完成了《明治宪法》提出的政治使命，确立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教育标准。

山县有朋是《教育敕语》制定的极力推动者。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将教育视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工具和手段。“第一是兵备，第二是教育”；“国民爱国之念，唯借教育之力量方能养成之、保持之”。根据他的意见，井上毅草拟了敕语草案初稿，经元田永孚的修改，最终由天皇裁定。敕语的内容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而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注419

《教育敕语》的内容，是国家神道所体现的神国观念、家族国家观和武士道的综合物。它用儒学主义话语进一步神话了天皇的绝对价值，与《明治宪法》一同构成了天皇制的支柱。《教育敕语》将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政策拉回到传统，以“重回传统”的方式纠正着他们认为已经“过度的西洋化”，再度确认了日本为神国皇国、天皇为日本万世一系的最高统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威的理念。明治政府将对藩主的“忠”置换为对于天皇的“忠”，且一并配给了所谓的“四民平等”。完成这个转换的正是“《教育敕语》”。^注420《教育敕语》的颁布，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统合民众的社会网络和思想体系，它们被强制灌输到民众之中，以形成国家所需要的“日本人”。当时的舆论就此深刻指出：“帝国教育之大基本在于教育敕语，帝国之教育须立于此千秋万古之大基本上……时文相之教育主义者遍访教育之大精神，不过是涵养国民之头脑、使四千万人真正成为陛下之臣子之一手段。”^注421据此进行的国民教育，在明治和大正时代“振兴国运”的过程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教育敕语》创造近代日本国民的特点

从创造近代日本国民的角度来看，《教育敕语》具有以下两个特点：(www.xing528.com)

1.以形成近代“臣民”的方式完成了形成近代“国民”的任务

《教育敕语》明确了天皇与臣民的君臣关系是“国体之精华”，“亿兆一心”、“咸一其德也”，说明天皇与臣民休戚与共、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臣民“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则体现了为国家服务的主体性。“夫臣民全部结合成一个体，以服从主君，主君以一主义统合，结合臣民，于是国家之基础方始巩固。”在服从主君、为国服务之义务明确的前提下，天皇与民众达成了一体化，基本上实现了自明治以来就希望的举国一致、与万国对峙的体制。均质的民众被统合在天皇之下，其对地域的忠诚已经转移到对天皇的忠诚上来，铸成了近代国民所必需的“民族”特质。

但是，《教育敕语》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臣民行为的规范，“灭私奉公”、“忠君爱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在这里，作为国民近代性体现的权利意识和自由、平等、多元色彩是完全被剔除在外的。明治启蒙初期的独立自尊的国民，仅仅只完成了强制性的“民族”形成，而“公民”权利和自由平等层面则被严重压制下去，国家的价值战胜了国民的自我和独立意识，个人没有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自我目的性。教育和个人完全没有了主体性，沦落成国家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说古代的“臣民”是既没有国家意识又没有权利意识的话，那么《教育敕语》下的民众则可以说是要求他们“只有国家意识，没有权利意识”，只需要服从天皇的近代“臣民”，离近代“国民”的距离还相当遥远，是一种“跛脚的国民”。如果说《明治宪法》还有关于“民众的权利”的一些规定的话，那么《教育敕语》则完全是用天皇敕语的方式消解了《明治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而采用这种将民众全盘铸成“臣民”的方式迅速完成了近代国家需要的举国一致、富国强兵的任务。

2.以将武士道精神扩展至全体民众的方式铸就近代国民

《教育敕语》的主旨在于：“修孝悌忠信之德行，以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以备不虞之变。”^注422“克忠克孝”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一旦缓急”就需要民众“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甚至“直前奋进，以殉国难”。^注423做到这点，就是合格的日本国民。《教育敕语》秉承《军人敕语》的固有道德原理，通过将武士道精神扩展至全体民众，造成军人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同质化和相互结合。国民就是军人，这样形成的民众，具有强烈的献身尽忠意识，这实际上为日本今后走向军人操控奠定了社会基础。^注424“为国家而战死，在日本为人人所期望，也为世人所赞赏。然而例如像美国独立战争之时，为了自由和人道而投身于独立军的军队之类，则不是日本人所希冀，也不会是赢得一般日本人赞赏的行为。”^注425丧失自律性的个人和武士道等传统伦理的结合，造就了日本特殊的价值体系，规定了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走向。政治与宗教的巧妙结合，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以后的军部则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形势，为其不断升级的对外侵略服务。为突出天皇的皇军统帅角色，以使皇军基本上拥有“与天皇同质的权威”，他们对军部的批判者扣上“反军”的帽子，使其遭受与“非国民”或“国贼”一样的迫害。^注426通过1911年的“大逆事件”，^注4271925年的《普选法》及《治安维持法》，1935年的“国体明征”^注428等国民运动和体制整合，绝对天皇制与军国主义体制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关系。

总之，《教育敕语》颁布的目的虽是为了加强人民的忠诚度，但它的解释及实践过程具有压迫性。“当时，作为主流意识的国家主义，以教育作为其强行灌输的先导，并以国家权力相威胁，强制把国家主义造成为国家的主体意识。”^注429它蹂躏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教育与独立自主精神，对于近代日本民众精神结构的形成以及未来国家的走向，影响至深至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