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华复交政策构想的提出
1972年6月冲绳归还日本后,当时的佐藤首相便以自己的政治使命基本达成为由正式宣告引退。于是,自民党内四大派阀领袖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先后表态出马竞选下任自民党总裁。随后,田中和大平、三木及另一派阀领袖中曾根康弘约定:下届政府务必将对华复交作为最为迫切的政策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派选举联盟,以阻止被认作是佐藤路线的继承者福田当选党总裁。1972年7月5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田中、福田、大平、三木四人都没能获得作为有效票数的半数,于是按照规定得票数前两位的田中和福田之间进行决选。最终,田中以282票对190票击败福田,成为自民党第六代总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田中是对自民党议员承诺执政后即刻解决对华复交问题,才被当选执政党党魁并受命为首相的。
不仅如此,田中得以上台并在组阁后匆匆表态施行对华复交政策,事实上还受到了日本国民尤其是主要在野党的推促和压力。如日本社会党在1970年8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推进对华复交国民运动,在其制定的运动基本方针中就明确表示不承认“两个中国”和废除“日台条约”,并以政治三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等内容。[1]另一在野党公明党则在1971年和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关于台湾地位的五项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应予废除;第四美国占领台湾及台湾海峡领域是侵略行为,必须撤走其所有武装力量;第五,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地位,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2]所以,田中首相在组阁当天即发表“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和自己将迅速推进两国复交活动的谈话,[3]不过是反映了那时舆论的一种政治姿态。两天后,田中首相在公开发表的政情咨文中,如下表明新内阁关于对华复交的基本立场。
第一,日中之间有着长达二千年的交流史,但关于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给中国人民惹下的“极大麻烦”,我们应该谦虚地加以反省。日中两国决不再操干戈。为使邦交正常化,当务之急是在日中政府之间展开有责任的会谈。
第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日本政府作为基本认识能够充分理解,所以想在广泛听取日本国民的意见之后,探讨日中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日本政府拟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为前提,展开两国政府间的交涉。[4]
从这个当时得到日本在野党普遍好评[5]的对华政策中,我们似可看到:第一,它还只是一个仅有原则而无具体内容的政策框架;第二,至关重要的台湾归属问题的处理在这里被巧妙回避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田中首相或其内阁认为台湾问题不重要,其实就在田中表态同时,田中内阁的外相大平正芳即显示了“日中谈判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的认识;[6]而田中和大平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曾和三木就拟制三派联合竞选协定进行协议,当时三木提出应将“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两点在协定中予以明确记述,以作为复交交涉时日方主要的政策立场,但田中等对此的态度却是:暂不言及台湾归属问题,更有利于日本未来要展开的对华交涉。[7]可见,即便在田中内阁成立前后的自民党领袖当中,田中及其内阁的主要成员在关于台湾归属处理的认识上,并非属于积极派,甚至比经常被人评为亲美保守派的佐藤首相的一些对华政策更为拘谨。
佐藤出任首相前曾对改善对华关系显示过积极的姿态。如他一面批评美国对中国过于排斥的态度;[8]一面则以池田内阁现职阁僚的身份出席在日本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并还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进行秘密会谈,表示今后愿意打破政经分离原则来推进对华关系;以后,他委托众议员久野忠治和中方协议,安排自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第三国举行会谈。因佐藤明确显示了比其前任池田首相更为积极的对华态度,遂使中方在一段时间内对佐藤政权产生了很高的期待。[9]至于佐藤成为政府首脑之后,在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趋于消极及其原因,已在上一章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当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及利亚等国支持中国大陆加盟并驱逐台湾的决议案,尤其是美国通过总统尼克松访华调整对华政策之后,以前一直强调持“渐进”对华政策的佐藤也开始改变对华姿态,甚至在当年2月召开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答辩称:如果日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台湾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那时,日美安保条约也要根据需要加以修改”。[10]不用说,这个发言足使日本保守政界感到震惊。随后,佐藤首相又在国会答辩时表示赞同中国提出的包含“日本不追随美国推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内的对日政治三原则。[11]可见,长期被视作对华不友好及“亲台派”的佐藤在其执政末期所持的对华政策观,已和中国的政治立场颇为接近,尤其是在台湾归属等问题上,则要比刚任首相时的田中更为明确。(www.xing528.com)
那么,对自民党议员及日本国民公开约定即刻着手对华复交交涉而上台执政的田中首相,一旦政权在握,为何会于台湾问题上瞻前顾后呢?据曾作为日本外务省条约课课长而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参与对华复交交涉的栗山尚一的解释,田中内阁当时在台湾归属问题上所以不能采取明确姿态,在认识上主要受着以下因素的制约。
第一,两岸政治状况的制约。即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实际支配过台湾,而“国民党政权”却一直对该地域在行使统治权。
第二,国际法的制约。根据有关国际间的协议,台湾的归属处理应由美国等同盟国在战后通过协议商定,但现在因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国家之间一直未对此获有共识;另一方面,日本则已通过旧金山条约的签订而放弃了关于台湾的所有权利和权原,故在法理上已经不处于就台湾归属问题明确表态的地位。
第三,日美安保条约体制的制约。因台湾海峡的和平对维持日本的安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故围绕台湾归属的表态实际上也和维护日美安保体制密切关联,即如果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仅会给予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正当性,而且将使日本援助美国防卫台湾的行动失去法律根据,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为地域安全保障体制发挥作用的日美安保体制事实上的瓦解。所以,只要中国方面武力攻台的立场不变,在台湾问题上持有一定模糊性的政策也就成了日本政府必须坚持的原则。[12]
因此,由于对台政策涉及日本的安全尤其是日美关系的根本问题,故而田中内阁的对华复交政策的核心部分就不是日本一方可予定夺,而是必须与美国进行政策协调之后才能正式立案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