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内阁对华政策保守原因和战后日本的对外观

（四）佐藤内阁对华政策趋于保守的原因

佐藤掌政期间，日本国内各阶层不满中日间尚无邦交关系的情绪愈演愈烈，而这种基于健全国际感觉的时局观，最终又不难发展为对佐藤内阁外交方针整体的质疑。于是，佐藤突出的对美协调姿态便被指责为追随美国，成了不满现实政策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批判标的。而尤为深刻的是，这种批判不仅发自在野党和普通国民，还充斥于执政的自民党内部。1965年初，宇多宫德马、川崎秀二等自民党国会议员发起成立亚非问题研究会，该会主张积极推进对华复交和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遂和主张强化日台关系的自民党主流派形成尖锐对立，^[27]就是说，这时执政党内部围绕对华政策和对美政策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已产生路线上的分歧，这在自民党历史上是少有先例的现象。而在自民党干部中，也出现批判佐藤首相的言论，如时任自民党外交调查会议长的原外相大平正芳在和美国外交官的会谈中，就这样指出：现在“不满足和无目的的感觉在国民中蔓延着。日本在国内政治和外交方面都需要强大的指导力这样的认识正在急速增强，但佐藤不是实行这种政策的人物，他不过是个政治技术员”^[28]。大平在这里所说的以强大的指导力进行内外政策的转换，理应包括对立足于旧金山条约体制之上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当时执政党内随着大牌政治家河野一郎和池田勇人的先后去世，有力量牵制佐藤首相等主流派的势力已不复存在，所以这类反对呼声又很难从根本上扭转佐藤内阁的对外政策倾向。那么，即便面临国内外的批评责难，佐藤内阁为何仍然固执于对华政策消极化呢？对此，笔者就其主要原因举以下几点。

第一，佐藤首相的对华观在此期已发生重大的转换，以致内阁关于对华关系的定位也随之变动。佐藤首相在组阁不久，曾指示外务省官员就对华政策的调整进行调查研究；而在佐藤本人构想的对华政策案中，还包含了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一项，在第三国举行中日大使级会谈的内容，可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研发核武器能力的不断提高，随后又爆发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佐藤不仅淡化了对华接触的念头，还把可能威胁日本的潜在敌国逐渐从苏联移向中国，并预测今后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将越发困难。^[29]即在佐藤看来，苏联虽有威胁他国的能力，但革命后已经过四十多年的经营，加上近年来在外交上不断追求稳健化，故对日本进行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已愈来愈小；相反中国虽然对外进攻能力尚弱，但“文革”后权力中枢的政治意图越发不透明，随着意识形态影响的不断强化，势必会使各个领域的理性判断能力受到损害。尤其是佐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部独断专行干预外交的历史教训出发，认为当时解放军将领直接担任国家核心领导，将给中国的对外行动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佐藤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举行的几次首脑会谈中，都以上述担心为主要理由，明确要求美方给予日本核伞保护^[30]。

第二，为实现在东南亚强化影响力这一对外战略目标，日本亟待借助美国的力量。战后日本基本上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传统市场，故一直十分注目于东南亚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岸信介内阁以来，日本为了发展和东南亚的关系，长期致力于对该地投入大量的物质和资金，同时也竭力阻挠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佐藤自己就曾坦言：“如能把印尼从中共那边割离，就是重大的外交胜利，所以日本要积极援助印尼。”^[31]不过，因日本为制度所限，不能在这些政治尚不稳定的国家内展开军事性质的活动，难以完全靠自身力量达成目的，故在这过程中需要依赖美国的协助，而这个协助本身就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以通过美国提供军事支援、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来形成日美对东南亚国家社会发展的援助体制，增强日本在该地区的威望和信誉；也能通过参与对东南亚反共政权的援助活动，加深美国的对日信任，从而使美方的包括提供核伞保护在内的对日援助基础更为坚固。

第三，佐藤内阁为确保台湾不被大陆合并，也需仰仗美国的力量。日本内阁及外务省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普遍认定台湾一旦为中国大陆合并，不仅会危及日本的海上通道，也将削弱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而如果日本承认大陆，就必然会获罪于美国，从而削弱要求美方多方面援助的根据。另一方面，中国为世界多数国家承认而成为联合国成员既然已是时间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日本再与台湾继续保持政治关系就失去政策上的理由，加上佐藤首相尤为忧虑蒋介石之后在两岸出现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遂期待“台湾政权”能够认清形势，放弃坚持全中国的代表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和立场，尽早建立超然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台湾政府”。^[32]可是，佐藤内阁也和池田内阁一样，鉴于日台间复杂的历史联系及国内政治制度的限制，对台湾方面所坚持的宁可被逐出联合国，也不愿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既无法把问题的严重性如实告之，也不能对其施加有效的压力，如1967年佐藤访问台湾和蒋介石举行会谈时，蒋介石称现在正是推翻中共的大好时机，如日本能够介入，“其效必佳”；对此佐藤只是答道：“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以军事介入。我自己也希望遵守宪法和自卫队法，自始至终贯彻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和不行使武力的原则，^[33]”亦即明确向蒋介石传递了日本在解决两岸问题和越南问题上，必须恪守不行使武力的立场。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在台湾问题上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只有借助于美国的力量和手段，然其前提的首要，便是获得美国充分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促使美国认识台湾问题的迫切性，从而扮演说服台湾的角色，使其醒悟自身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真实地位。

第四，在佐藤内阁任期内实现使美国归还冲绳的外交目标的需要。争取让美国方面尽早归还冲绳的施政权，这是历届日本政府的夙愿。根据1965年日美首脑会谈的结果，佐藤内阁判断在近期内美国不可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作出重大政策调整，遂决定把争取归还冲绳作为最大的外交目标，佐藤首相还为此于同年亲访冲绳，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对冲绳进行视察的政府首脑。^[34]可是，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冲绳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作用有增无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归还冲绳的交涉就难免阻力重重。而美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虽对日本的归还要求表示理解，但并不愿意即刻改变支配冲绳的现状。^[35]因此，为了结束作为日本战后象征之一的对冲绳占领状态，持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外交努力自不必说，在国际政治领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配合，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佐藤内阁基于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上台执政前及其后一个时期内，的确考虑过改善对华关系，甚至解决邦交问题，但这些外交构想终因美国方面的反对，而当时日本在解决内政外交及领土等一系列问题上又必须依靠其协助，加上因中国国内的政情变动而致对华观趋于严厉，遂在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逐渐消极化。尽管如此，该内阁迫于国内外关于对华复交的压力，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持着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这个看似以保守和被动为特征的对华立场，实质上正是为适从美国方面反对日本推进对华关系和国内外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博弈而做出的政策选择。

【注释】

[1]（日）佐藤荣作.佐藤荣作日记 第二卷［M］.东京：朝日新闻社，1998：80.

[2]（日）美洲局北美课：《池田总理和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会见录》，《美国要人访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1。

[3]（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流和自民党的领袖们［M］.东京：读卖新闻社，1983：25—32.

[4]（日）竹内静子.南汉宸的四十天［J］.（日）经济学家，1964年6月第42卷第23期.

[5]佐藤首相发表就职演说、中国问题将慎重、认真处理［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4年11月21日.

[6]佐藤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严重行动［N］.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3日.佐藤荣作的白日梦［N］.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5日.

[7]松村氏向首相强调日中关系［N］.（日）朝日新闻，1965年12月2日.

[8]（日）千田恒.佐藤内阁回想［M］.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141.

[9]（日）美洲局北美课：《椎名大臣、拉斯克美国国务卿会谈中大臣的发言要旨》，《椎名外务大臣访美关系一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5.2.1。

[10]（日）池田直隆.日美关系和“两个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期［M］.东京：木铎社，2004：176—178.

[11]美方说明中国问题、不要求作中介角色［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5年1月14日.

[12]联合声明全文［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5年1月14日.

[13]强化追随美国、人民日报和大公报首次评论日美声明［N］.（日）朝日新闻，1965年1月21日.

[14]首相答辩吉田书简具有拘束力［N］.（日）朝日新闻，1965年2月9日.(www.xing528.com)

[15]通产省首先承认出口［N］.（日）朝日新闻，1965年2月9日.

[16]松村访中的经过和背景［A］.（日）木村时夫，等.松村谦三 资料篇［M］.东京：樱田会，1999：471.

[17]首相发表年初的外交构想［N］.（日）朝日新闻，1966年1月1日.

[18]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59.

[19]首相发表年初的外交构想［N］.（日）朝日新闻，1966年1月1日.

[20]不取消拒绝入国［N］.（日）朝日新闻，1966年4月21日.

[21]目前形势下不考虑日中大使级会谈［N］.（日）朝日新闻，1966年4月9日.

[22]期待成为打开日中的头绪、松村氏今天出发访华［N］.（日）朝日新闻，1966年5月10日.

[23]（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 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73.

[24]首相言明在LT贸易问题上超越吉田书简［N］.（日）朝日新闻，1968年1月31日.

[25]除了军需就可以、川岛氏谈“LT”问题上的进出口银行处理［N］.（日）朝日新闻，1968年1月31日.

[26]首相答辩众议院代表的问题［N］.（日）朝日新闻，1971年7月20日.

[27]自民党成立AA研究会、74名议员出席［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5年1月28日.

[28]（日）池田直隆.日美关系和“两个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期［M］.东京：木铎社，2004：186—187.

[29]（日）波多澄野雄.池田、佐藤政权期的日本外交［M］.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04：154—155.

[30]（日）黑崎辉.佐藤政权的核政策和美国的核伞［J］.（日）PRIME，2003年3月第6期.（日）五百旗头真.楠田实日记［M］.东京：中央公论社，2001：776.

[31]（日）外务省北美局：《总理、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会谈录》，《美国要人访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1。

[32]（日）波多澄野雄.池田、佐藤政权期的日本外交［M］.京都：ミネルヴア书房，2004：156—159.

[33]（日）外务省中国课：《佐藤、蒋会谈议事录》，《佐藤总理访问中华民国关系 第二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5.1.15。

[34]（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M］.东京：有婓阁，2001：134.

[35]（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第四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