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中一台”政策的强试和破产
首脑会谈过程中，日本政府虽向美国政府承诺对其远东政策进行配合和协调，但这不等于日方已对美方的对华政策心悦诚服。根据时任池田内阁阁僚的佐藤荣作的日记，当佐藤在这之后听了拉斯克关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意见后即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于是感叹美方如一味坚持强硬的对华姿态，实在“让人难办”。[15]池田首相也在此时与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Nixon）的会谈中，对美国的一系列做法不无微词：美国居于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如对一些国家采取过于排斥的立场，就会让其他有关国家感到为难，“如果美国像现在这样，以顽固的态度对待中共，就不能为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和稳定。希望美国能以对苏联那样的宽容和忍耐与中共接触。美国虽然不可能和中共做到友好相处，但完全拒绝交往是极其危险的”。[16]在这样的时局认识之下，池田内阁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开始以各种方式尝试以“一中一台”原则施行有关对华政策。而这样做的理由，则在于池田首相通过日美首脑会谈留意到肯尼迪政权虽没有像预期那样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但毕竟比他的前任显示了更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而美国越是重视中国问题，日本在对华关系领域的作为越是对美国具有挑战性，甚至可以将此作为“外交牌”而加以利用。所以，池田内阁组成后便屡屡违反以前历届首相凡是涉及对华关系问题，大都事前和美国通气后再付诸行动的惯例，如1961年4月池田内阁作为改善对华贸易的一环，决定废除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所谓强制易物贸易制度，当时通产省和池田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均劝其在对美协调之后再施行这些措施，但池田首相则认为，“这种事没有必要一一都和美国商量，听取其意见”。[17]当然，池田这样做绝不是出于反美的立场，而是通过拓展对华交流的空间，来赢得更多对美外交上的主动。这方面更突出的事例，则是这一时期池田内阁一贯扶持松村谦三集团积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
松村集团是20世纪50年代末由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发起成立的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主体的、主张日中友好并通过渐进方式促使两国复交的政策集团。松村集团形成之初，尚和政府和自民党主流派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后因为池田首相对发展对华关系持向前看的姿态，遂与自民党政权逐渐接近。而池田内阁也欲通过松村集团的对华活动加深日本和大陆的关系，以便对台湾甚至美国保持一定的政治外交压力。池田曾对松村说：“我在立场上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你就作为我面向中国的脸。关于中国的事情就全拜托你了。”因此，当以后池田病故时，松村在悼念文中曾称：“战后我以个人资格数度往返中国，可现在说起来，这都不是基于我个人想法的所为。那所有的一切都事前和池田总理商量过，甚至在作了希望话说到此为止、不要超出那个程度这样的协商后，我才去中国访问。”[18]这里，虽只是寥寥数语，但却鲜明显示了池田首相对松村集团所事对华交流的政治意图。另外，从当时松村集团所推展的主要对华交流也可一窥给予其活动大力支持的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目的。松村集团的对华交流活动主要有以下各项。
第一，通过松村等于1962年的访华，与中方就扩大两国贸易达成了如下重要的贸易原则。其主要项目如下：第一，两国积极谋求扩大双边贸易的规模；第二，在两国设置联络机构，由双方适当人士担任联系负责人；第三，为了推进贸易，两国各推派出保证人；第四，决定两国所需的贸易品目；第五，根据不同贸易品目形成厂家集团；第六，无限制地扩大友好商社。[19]无疑，扩大双边贸易当时对中日两国都是极具意义的，中国方面因连年自然灾害对经济建设产生严重危害，从而急需扩大规模极为有限的对外贸易；而对日本来说，约占其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九成的对华贸易，因岸内阁时期中日关系极端恶化，至1961年竟然跌至一成左右，所以扩充对华贸易也俨然成了迫切的对外任务。[20]
第二，松村等在访华活动中与中方共同确立以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原则。[21]如前所述，以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发展两国关系，基本上是日方根据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及国内局势拟定的方针。在这之前，中方一直强调以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发展两国关系，这实际上是主张以政治方式迅速解决两国的邦交问题。然而，经过各种交涉和协议，终使中国方面认识到以渐进及积累方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更为现实。[22]而且，围绕这个政治原则的交涉，松村等还使中国政府领导人增进了对日本的政治过程和体制的了解。如在中日谈判结果公开发表前，陈毅副总理就对中外记者谈到：“中国理解现在日本所处的立场。根据松村先生的说明，深知目前和台湾断绝关系是很困难的”；[23]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村等进行第三次会谈时，也明确表示中国了解日本的现状，所以自己坚持中日外交的三个原则，但并不要求日本即刻废除“日台条约”、并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反对美国提案而转向支持苏联提案。[24]对此，自民党干事长前尾繁三郎也在会见记者时称，松村等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在“最为适当的常识范围”达成了共识。[25]也就是说，通过松村等访华不但加深了两国高层的相互了解和理解，而且和中方确认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进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通过同年由该集团另一领军人物高碕达之助等的访华，和中国方面共同确立了中日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该备忘录贸易的主要内容为：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 600万英镑；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可以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可以分期付款。[26]
第四，通过1964年松村等在访华期间和中方签署了相互交换记者和互设贸易事务所及互派代表的协议书。[27]根据前者，中方记者七名，日方记者十四名被分别派往对方国家。[28]这也是日本新闻界继向英国、法国、加拿大派出常驻特派记者之后的又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加上此举为首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驻记者的事例，自然引致日本社会各界尤其媒体的极大关注。[29]而根据后者，中国的廖承志办事处派遣代表常驻东京，其办事机构称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日本的高碕办事处派遣代表常驻北京，其办事机构称为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并且约定由中日双方负责保护对方派遣人员的安全。[30]正因为这个常设机构具有处理一定外交事务的职能，故它的设置对尚无邦交的国家间关系意义重大，所以日本执政党内外对此非议的声浪甚高，但由于池田首相等阁僚决定以政治判断处理事务所的设置问题，[31]遂使此事得以落实。
正当松村集团积极推进对华活动之际，疑虑日本方面正试图突破政经分离对华政策底线限制的美国和台湾方面，则出于自身的危机感开始频频向池田内阁施加压力。如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的讲演中指出：“日本以前不与中共来往，经济文化及其他所有方面都发展得很好，日本现在和中共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不利于日本。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让步。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另外，美国驻东京的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指出，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所以希望日本有关方面在展开对华贸易活动时，不要将延期付款制度化。[32]而台湾方面则也对此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一面借助媒体批判日方“背信弃义”，号召“抵制日货”；[33]一面则直接胁迫日本的企业和有关机构放弃对华经贸活动。[34]
这时，一个突发事件使日本与美台间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升腾到顶点。1963年10月7日凌晨，原定于当天上午启程回国的中国油压机器访日代表团日语翻译周鸿庆擅自逃至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之后因为周的在日滞留期限已过，被引渡于日本警方收容。在这期间，周先后要求去第三国、台湾地区或留于日本，至10月下旬又表明愿意返回大陆。于是，1964年1月9日日本方面以尊重本人意愿为由，将周送还中国。这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出逃事件，但由于周不断变换亡命地点以及所提亡命地点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遂引出两岸及美国的介入，使之发展为一起国际关系事件。
台湾当局则以各种手段胁诱周鸿庆前往“投诚”，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国际政治中的利害关系对日方施加压力。可是，日本政府并没有照直接受台湾方面的按政治事件处理的要求，如当时外务省主管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指出：“中华民国方面的主张作为政治论，明显属于干涉内政，为了维护我方司法体制的完整性，最终只能断然拒绝其主张，为此即便损害日台关系也是不得已之事。”[35]即日本政府坚持将事件作为国内问题，并以司法方式予以处理，为此还多次拒绝美国的中间调停，[36]最后决定按照国内法原则将周立即送回大陆处理。对此，台湾当局一面对日强烈抗议，指责日方缺乏国际政治感觉；一面则召回驻日“大使”等“外交官”，在公务机构内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一时几乎使台日关系接近崩溃的边缘。[37]
如上所述，池田内阁的周鸿庆问题应对姿态，从表面看似有对大陆示好的一面，但实际上整个处理过程都是基于“一中一台”政策观展开的。即池田内阁顶着美台及国内极端保守派的压力最终把周引渡回大陆，并非表明日本政府已将对华关系置于对台关系之上，而无非是为显示日本政府欲在对大陆关系问题上彻底排除台湾方面干预的决心，并通过外交事务处理上的既成事实，形成限制台湾当局统治地域亦即使其“地方政权化”的国际环境。因此，对当时周鸿庆事件引致的政治外交风波，池田首相在1964年初甚至提出以两岸为中心的所谓“和平共存外交”原则对事件进行处理。亦即池田内阁在处理该事件时，是将自由主义阵营的盟友台湾和身处于敌对阵营的非邦交国家中国以“一碗水端平”方式为原则的。具体而言，池田首相一面为了打开对台关系的僵局和消解美国方面的狐疑，先后委派前首相吉田茂、外务省政务次官毛利松平和外相大平正芳等访问台湾，重申日本政府的两岸政策是以继续和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为前提的，[38]此外则还强调日台既然同属自由主义阵营，就应该在双边关系上本着“舍小异尽大道”的精神相互理解；[39]池田本人也在和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的会谈中，再次向美国方面意味深长地表明：日本外交的第一目标是“确保”台湾留于自由主义阵营。[40]另一方面，池田首相则继续派遣松村集团主要成员访华，并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积极沟通和多方交流，上述的和中方达成互派记者团和互设贸易办事处的协议，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取得的对华交流活动成果。
然而，因池田内阁的这些动向明显和战后初期吉田茂首相制定并为以后的历届内阁奉行的与台湾保持政治“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只是发展经贸及文化交流的对台倾斜政策有所不同，遂不仅遭致自民党保守派的批评，[41]也难以平息美国尤其是台湾方面的愤懑和疑虑。于是，池田首相经与大平外相和吉田前首相等商议，决定由吉田茂出面致函台湾当局的秘书长张群，表明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基本不变，而向中国大陆出口的成套设备均基于民间融资，以及年内将不再通过公共金融机构即日本进出口银行向大陆出口大日本纺织公司的维尼纶成套设备，[42]这就是日后成为中日间摩擦再起导火索的所谓“吉田书简”。不久，池田内阁接连出台不准大日本纺织公司对华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的对华贸易融资活动等限制对华经贸活动的举措，才缓和了美台方面的强硬态度。虽然此时池田首相也对松村集团成员做了承诺：稍后再寻机强化对华交流项目[43]，但未及池田再度调整对华政策，不久之后一场突来的疾病，使他远离了政府首脑之座。1964年11月佐藤荣作领衔的新内阁的成立，终于给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试行“一中一台”政策的政治过程划上了句号。
纵观旧金山和约签订至中日复交的日本对华政策演变，可以说池田内阁施行的“一中一台”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在对华关系问题上试图逸出美国对外政策底线最远的一次铤而走险。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池田本人及其内阁反美甚至亲华。
池田内阁设计“一中一台”政策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在池田等看来，无论是避免台湾在中国大陆加盟联合国之际被“吞并”的结局，还是迅即提升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层次，都是有利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保守政治长治久安的妥善之策，而解决这两者的首要障碍，则均源于台湾是全中国正统支配者这个虚拟的政治地位问题。鉴于日本外交在国际社会的作为受到诸多国际法和国内法的限制，故池田内阁希图利用美国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台湾当局自甘于“地方政权”的位置，以便在实现台湾“国家化”目标的同时，为对华复交开辟道路。然而固执于支持台湾当局立场的美国则主要以将台湾当局的统治地方化则等于在法理上否定其支配台湾的正当性的逻辑，完全否定日方建议的“一中一台”政策。而随着国力的增强，开始对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号施令的美国阳奉阴违的日本，则利用在远东事务处理上逐渐为美所倚重的有利形势，通过暗中加大对华交流的力度，试图迫使美国作出政策转换的让步。不过，此举虽成功开创了战后日本将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作为对美“外交牌”使用的先例，但终究难免碰壁于仍由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政治舞台的利益博弈过程。
【注释】
[1]池田通产相重大发言、应为打开日中年［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0年1月5日.
[2]池田通产相谈关于“日中”的私见不变［N］.（日）朝日新闻，1960年1月25日.
[3]《六、远东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会议关系资料》，《池田总理访问美加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0361。
[4]（日）大村立三.两个中国［M］.东京：弘文堂，1961：18.
[5]（日）坂内富雄.美国对中共问题的态度［J］.（日）《世界周报》，1961年9月第42卷第39期.
[6]（日）大村立三.两个中国［M］.东京：弘文堂，1961：20—21.
[7]（日）中国课：《对中共对策（案）》（1961年1月8日），（日）亚洲局：《对中共政策（案）》（第二案）（1961年3月3日），（日）美洲局参事官：《日本的中国政策》（1961年3月17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第四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日）亚洲局：《池田、肯尼迪会谈要领案》（1961年4月6日），中国课：《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六、远东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会议关系资料》，《池田总理访问美加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0361。
[8]（日）池田直隆.日美关系和“两个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期［M］.东京：木铎社，2004：65.
[9]《6月20日朝海大使致小泽临时代理大臣 总理访美（中共问题）之件》，《池田总理访问美加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0361。
[10]《6月22日朝海大使致小泽临时代理大臣 关于总理访美（小坂、拉斯克会谈）之件》，《池田总理访问美加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0361。
[11]小坂外相在英国谈中共问题、不佳的继承国家论［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1年7月7日.
[12]《7月21日小坂大臣致驻中华民国井口贞夫大使、驻香港小川平四郎总领事 关于大臣访欧之件》，《小坂外务大臣欧洲访问关系（1961年7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5.3.3。
[13]《6月22日朝海大使致小泽临时代理大臣 关于总理访美（小坂、拉斯克会谈）之件》，《池田总理访问美加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0361。直率表明见解、想象以上的重视日本［N］.（日）朝日新闻，1961年6月23日.
[14]记者会见、解决中共问题十分困难［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1年7月1日.
[15]（日）佐藤荣作.佐藤荣作日记 第二卷［M］.朝日新闻社，1998：80.（日）美洲局北美课：《池田总理和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会见录》，《美国要人访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1。(www.xing528.com)
[16]（日）美洲局北美课：《池田总理和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会见录》，《美国要人访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1。
[17]（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M］.东京：原书房，1988：188.
[18]（日）松村谦三.惜池田勇人君［A］.（日）松村正直，等.花好月圆［M］.东京：青林书院新社，1978：289.
[19]（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 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40.
[20]（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 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33.
[21]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会谈［N］.人民日报，1962年9月20日.
[22]（日）田川诚一.日中交涉秘录 田川日记——14年的证言［M］.东京：每日新闻社，1973：41.
[23]（日）石川忠雄，等.战后资料——日中关系［M］.东京：日本评论社，1970：267.
[24]（日）田川诚一.日中问题的焦点［M］.东京：新风会，1962：38—39.
[25]政府、执政党检讨扩大中共贸易［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2年9月20日.
[26]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46—648.
[27]松村、廖会谈意见一致［N］.（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20日.
[28]日本-中共月内交换记者［N］.（日）朝日新闻，1964年9月26日.
[29]日中记者交换和派驻贸易联络员［N］.（日）朝日新闻，1964年4月21日.
[30]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的会谈纪要［N］.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
[31]政府灵活应对、设置日中贸易联络事务所［N］.（日）朝日新闻，1964年5月9日.
[32]（日）经济通商局：《关于美国政府方面对最近的日中贸易问题的见解》，《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年）》，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E’0212。
[33]日本对匪贸易热的再发作［N］.（台湾）中央日报，1962年10月22日.
[34]国府警告废除进口肥料合同［N］.（日）朝日新闻，1962年10月18日.
[35]（日）外务省中国课：《关于周鸿庆的处理》，《周鸿庆事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0.7-2。
[36]《关于周鸿庆事件之件》，《周鸿庆事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0.7 2。
[37]（日）外务省中国课：《国府对中共亡命者的要求之件》，《周鸿庆事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0.7-2。
[38]外务省关于中国问题的统一见解［N］.（日）朝日新闻，1964年3月5日.
[39]（日）后宫虎郎.最近的日华关系［J］.（日）世界动向，1964年9月第150期.
[40]美洲局北美课：《池田总理和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会见录》，《美国要人访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401。
[41]自民党在日中问题上多数为慎重论［N］.（日）朝日新闻，1964年1月23日.
[42]《昭和三十九年五月七日吉田原总理给张群秘书长回函摘要》，《日·中华民国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395。
[43]（日）添谷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1945～1972［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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