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对外观：形成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一中一台”政策的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

1960年1月，时任岸内阁通产大臣的池田在会见记者时称：“新安保条约批准后，应该推进和共产圈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要打开日中关系。”^[1]不久，他又在出差途中表示，安保条约修订后，日本既然明确选择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场，就不能无视中国、苏联等邻国；在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政府之前，首先应该在经济方面与其握手。^[2]就在池田作了上述和当时的首相岸信介的立场明显不同、故而也使社会舆论大为震惊的发言之后约半年，池田内阁正式成立。不久，池田首相便命外务省在秘密状态下着手大幅调整对华政策的立案作业。那么，池田内阁此时为何要匆急调整对华政策？笔者以为下述几点，可视为其主要的背景。

第一，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日本社会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得以全面恢复后，用了数年时间就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所以执政伊始的池田内阁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超常规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此拓展中国大陆这个日本传统的海外市场，自然成为迫切的对外目标。所以，解决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对确保日本持续经济增长，以及优化市场及安全环境方面，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第二，国内民意动向的压力。根据当时日本政府部门的内部报告，日本民众有着“违反常理”的对华亲近感，因此政府把台湾当局认作正统政府而不能和中国大陆建立正常关系的做法及其理由，就难以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今后日本人对于因虚拟台湾当局的地位，以致日本和中国大陆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点会越来越不满意，甚至社会舆论会认为是台湾当局妨害了日本和中国大陆发展正常的关系，从而引发对台湾方面的反感，如果那时日本国内的革新势力对此加以利用，就不难影响日本国内政治的稳定。^[3]

第三，与美国协调东亚政策的必要。日本政府判断1960年11月新当选美国总统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政权，有可能在当政期间调整对华政策，故日本有必要及时抓住这个国际政治变局所带来的机遇。这方面，并非都是捕风捉影而完全没有根据。如肯尼迪就任总统前，就曾在国际记者俱乐部就对华政策发言说：“如果能够看到足以信赖这个国家的任何征兆，是否可以考虑承认该国，^[4]”以及“最终还是要承认中共，并让其加入联合国”，^[5]这个认识很快引起日本方面高度的重视。而在肯尼迪新政权中担任副国务卿的鲍兹（Chester Bowlas），还进而主张过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台湾与中国大陆及以印度和日本为两端的亚洲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台湾地区的政治地位，还建立在台湾当局依然支配着六亿五千万中国民众这个神话之上。而相信这个神话的其实只是三、四个受到华盛顿强大压力的亚洲国家，然而美国人自己却不相信这个神话。所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应该和台湾当局建立更为合理的协调关系。在特定的形势和条件下，美国和大陆恢复友好关系，也不违反美国的利益。^[6]作为美国新政权内对制定对外政策负有一定责任的高官鲍兹的这个发言，无异于给日本政府强烈传递了这样的信号：美国新政权的对华政策，将从“封锁”转向促使中国政府复归国际社会。

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开的外交档案，自1960年底至1961年夏池田首相访美，日本外务省以该省的美洲局、亚洲局和有关参议官、参事官为中心，就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和美国协调对华关系处理问题，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讨，拟制了一系列调整两岸政策的方案，其主旨则如下述。^[7](www.xing528.com)

第一，日本将确保中国台湾归属自由主义阵营，视作最符合日美等西方国家根本利益的政策选择，为此竭力反对台湾为中国政府所“并合”，同时也把这一点作为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可是，随着愈来愈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将台湾当局视作虚拟的全中国支配者，从而反对其在联合国占有与实际状况并不相称的政治地位，日本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愿在国际社会遭遇孤立，所以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追随美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但现实政治中最大的问题是，两岸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只有自身才是中国的正统统治者，所以为了避免有朝一日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日本主张应该尽早使台湾方面确认中国政府已在大陆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从而甘居于作为“台湾政权”的现实地位。借用池田首相的话说，那就是为了自由世界整体及台湾自身的利益，“必须要求台湾做出牺牲”。^[8]

第二，日本和中国大陆在历史和现实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紧密联系，日本多数国民对大陆具有超越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亲近感，在经济关系方面，日本也极为需要大陆的市场，所以日本自民党政权也都以和中国大陆发展不具有政治关系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作为国策，为了维持和扩大这种交流，难以避免政府间的接触，根据需要甚至会认同并签订行政协定，这些举措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都是与最终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相系结的环节。日美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有所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日本的国是，即使和政治信条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的国际立场和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保持友好的国家间关系；而美国则坚持与此相反的立场。但是，日本不以背离自由主义阵营的根本原则和共同利益来谋取和中国的接近，而是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保持协调为前提，展开对华交流活动。

第三，日本的国情和国际地位与美国不同，所以在两岸政策上必须采取和美国不同的立场。在对台关系方面，日本没有承担任何防卫台湾的义务，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日本对台湾也不具有相应的影响力，所以日本必须和美国协调对台外交，而日本对台外交的政策意图，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介于美国才能得以施行。而在对华关系方面，日本既不能像美国那样随意采取和中国全面对抗的立场，也不能完全根据本国利益的需要，自主决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政府，所以在有关重大的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日本必须求得美国的支持或谅解。

就是说，池田内阁的外交当局所构想的对华政策与以前历届内阁有以下两点不同。第一，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以前的内阁基本上都恪守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从而持静观局势变动的对外姿态；而池田内阁则试图谋求适合现状的变革：一方面做好准备和中国政府接触，建立各种政治关系和联系；另一方面则以各种方式促使台湾当局意识其所处困境，主动变更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无论是台湾当局“地方政权化”还是“台湾国家化”。第二，先前的鸠山内阁和岸内阁虽也曾拟制过期待“台湾独立”的政策构想，但其中并无明确承认中国大陆的考量；而池田内阁则不但要承认台湾为“国家”，同时也将承认中国大陆纳入外交视野。于是，这个实质可称之“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即“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也就具有如下特征：与以前的日本政府都是把台湾当局作为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以此认识为原则拟制对华政策有所不同，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实质上是由分别针对大陆和台湾两个行为主体的两岸政策。因此，也可以说自池田内阁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特质开始突出带有两岸政策的内涵。

当然，尽管池田内阁已经做好调整对华政策的准备，但最终能否实现政策目标，根据当时日美间的国际关系规则和惯例，获得美国的同意则是日本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说，这个政策案能否现实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池田首相上台后首次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与美方协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