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对外观：政经分离政策的特性和局限

（五）政经分离政策的特性和局限

其实，岸信介与自民党政权的前两代政府首脑，即无论是高唱与中苏解决邦交问题上台的鸠山首相，还是口口声声要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石桥首相，同样都是以和台湾方面维持政治外交关系、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及文化关系这个所谓政经分离的原则为其对华政策的基础的。就是说，在自民党政权看来，日本只要在冷战国际格局中坚持以旧金山和约及“日台和约”为国家对外方针的法政底线，那么政经分离而不是美国那样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拒绝中国的政经不分对华政策，实为最合符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即它在现实政治中至少能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第一，通过政经分离政策的实施，在未损及日美联盟的政治基础的情况下，却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重建国家过程中对市场的需求，并缓解部分民众及在野党关于对华复交的压力，^[75]使该政策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成功发挥调节民意的平衡器功能；^[76]第二，由于将中日间的联系限于贸易及文化领域，遂使这些行为不致在法理上与旧金山和约体系抵触，日本可借此与大陆维持比较长期稳定的沟通渠道；第三，因政经分离明确规定了和大陆搁置政治外交关系而只谋取经贸文化交流的政策界限，于是该政策在国际政治过程中既可拒绝大陆方面的复交要求，又可避免美国与中国台湾方面的“外交”纠缠。但另一方面，政经分离政策的实施竟致中日经贸文化交流断绝的结果，则也充分显示了其局限性。笔者对此想指出两点。

第一是政经分离政策的矛盾性。一般而言，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人为割裂的政策势必产生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通常，国际关系上的政经分离如仅从概念上区分，大体可以类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政经分离指有关国家间不具有政治关系，但维持一定的经济及文化关系，有关国家间的政府虽在法律上互不承认，但限于处理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可以在政府层面进行交涉，甚至缔结政府协定，既可举行大使级会谈，还能使用公共资金于双边或多边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而狭义的政经分离则指不仅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分别处理，而且政府活动和民间活动也完全分离，即有关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完全由民间承担，而政府对此既不参与也不干涉。至岸信介为止的日本自民党三代内阁都坚持采取狭义的政经分离政策，所以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方均由民间团体出面展开交涉，并实施有关的约定。

但问题在于日本自民党政权通过把两国间的贸易及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美国与中国台湾的不满，从而减少外交风险；但因受冷战下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日本不能回避对两国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活动进行诸如限制战略物资出口、审批设置中方贸易代表部及驻日人员待遇等事项进行干预，遂使政治事实上介入了两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之中，这不仅使得政经分离政策名不副实，也给在政经分离名义下处理对华关系问题带来功能性的障碍，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交涉过程及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双方冲突不断升级的要因就在这里。并且，政治性要素介入中日非政治交流活动过程的事实及惯例，虽可被美、台方面作为对日本施加压力的要素加以利用，但却无助于在政治上切实解决中日间发生的贸易问题及其他突发事件。

第二是政经分离缺乏必要的政策转换功能。政经分离在字面上，无疑有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绝对加以对立之意。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日两国内都未必存在着这种条件和状况。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日贸易数额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3%，甚至比不上日本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贸易，与占20%以上的日美贸易更是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方面所以要通过政经分离政策维护这个甚为弱小的外贸伙伴，主要意图当在于借此确保中日间包括政治沟通在内的接触管道，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个战略意图的始作俑者是吉田茂，以后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事实上一直为日本的历届内阁在外交实践中所奉行。而中国方面也并非没有相近的政策构想，如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大山郁夫一行时就曾这样言及两国关系的发展模式，即中日之间先“和政治关系分开，开展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77]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高层理解当时国际形势下日本的处境，而对其政经分离政策予以一定的容忍。但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考量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府所处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动，及至提出转换发展关系模式的要求，即为了打破美国的对华封锁和全面恢复国内经济，中国高层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期待日渐增强，于是这个全面发展两国关系的对日外交诉求，便不免与岸信介内阁的旨在“逐步发展事实上的关系”的政经分离政策正面相撞。日本方面消极应对中方要求的基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日本政府更为迫切的外交课题是通过与持敌视中国立场的美国加强关系，以便达成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进而扩展海外市场和增强自身的国际地位的对外目标；另外，日本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牺牲对台关系为代价，换取中日政治关系的进展。^[78]也就是说，在当时制约日本国家利益的诸要素中，制约分量颇弱的中日关系远不足以令岸内阁感到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既存的对华政策方针。在这种状况下，政经分离政策因其逻辑上的绝对性，在作为对华外交原则运用时，势必在功能上难以为政策转换延展空间。就是说，本来就被定位为向政经不分目标逐渐过渡的政经分离政策，却没有被政策制定主体赋予应对各种状况的政策转换功能。所以，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一旦事态激化致两国交流活动断绝，岸内阁除了囿于政经分离原则，拟制一些修补型或无甚可行性的对策以外，便是借反对“两个中国”之名，实际上则是出于如岸信介向美国政府高官明言的“绝对不希望把台湾交于中共之手”^[79]的政治目的，竟至提出使“台湾独立”、并以此为承认中国前提的所谓政经不分的对华政策案。这样，因政经分离政策的终点和政经不分政策的起点的重叠性，我们也可以把使“台湾分离于中国大陆”解读为政经分离射程内的政策目标之一。

总之，岸信介内阁的政经分离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安保条约这个外交“成果”，但却丝毫无助于日本政府从对华关系问题的困境中走出，而岸信介本人在不久后日本国民的反安保条约斗争中被迫辞职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岸内阁上述对华政策的非合理性。

【注释】

[1]（日）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M］.东京：岩波书店，1997：2—3.

[2]岸首相表明誓念、实现前内阁的政策［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2月27日.

[3]（日）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首相们［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157—158.

[4]（日）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M］.东京：岩波书店，1997：185.

[5]（日）安倍晋三.建成美好的国家［M］.东京：文艺春秋，2006：24.

[6]（日）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首相们［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157.

[7]（日）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M］.东京：岩波书店，1997：122—128.

[8]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89—194.

[9]如为自卫权范围内也可以持有核武器［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5月7日.

[10]（日）萩原徹.日本外交史 第30卷［M］.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205.

[11]《日中政府间协定（贸易协定）案》，《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12]（日）萩原徹.日本外交史 第30卷［M］.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252—254.

[13]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08—309.

[14]（日）岸信介.岸信介回忆录——保守合同和安保改订［M］.东京：广济堂出版，1983：311.

[15]十名甲级战犯被赦免［N］.（日）朝日新闻，1958年4月8日.

[16]（日）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M］.东京：岩波书店，1997：185—189.

[17]（日）岸信介.官界政界六十年6——从石桥内阁到岸内阁（岸信介首相连续访谈）［J］.（日）中央公论，1980年2月第95卷第2期.

[18]（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M］.东京：原书房，1988：135.

[19]（日）岸信介.岸信介回忆录——保守合同和安保改订［M］.东京：广济堂出版，1983：318—320.

[20]（日）岸信介.岸信介回忆录——保守合同和安保改订［M］.东京：广济堂出版，1983：313.

[21]岸、尼赫鲁会谈声明［N］.（日）朝日新闻，1957年5月25日.

[22]开发铁矿分成利益、经济协作也意见一致［N］.（日）朝日新闻，1957年5月25日.

[23]岸首相今日回国、三日的会谈［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4日.

[24]（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M］.东京：原书房，1988：138—139.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N］.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

[25]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206—207.

[26]岸内阁的外交方针、知事会议开始［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6月7日.

[27]蒋“总统”对记者谈中立主义危险［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6月3日.

[28]林克，凌星光.毛泽东的人间像［M］.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4：202—203.

[29]（日）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M］.东京：岩波书店，1997：193.

[30]在亚洲发挥反共作用、岸首相在参院致词［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1日.

[31]可以信赖的对手、美当局不坏的岸评价［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1日.

[32]日美共同声明的问题点［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3日.

[33]共同声明形成过程、被无视的“中日贸易”［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6月22日.

[34]日美共同声明发表［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6月22日.

[35]岸首相谈话、开创了日美的新关系［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7年6月22日.

[36]整个日美会谈期间缺少威势的岸首相［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3日.

[37]岸首相在记者俱乐部演说［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2日.(www.xing528.com)

[38]政府正式检讨“数量限制”的日本案［N］.（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6日.

[39]自民首脑协议持续［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2月21日.

[40]（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M］.东京：原书房，1988：147—148.

[41]（日）岸信介.岸信介回忆录——保守合同和安保改订［M］.东京：广济堂出版，1983：410—411.

[42]日中贸易协定、政府事实上趋于同意［N］.朝日新闻，1958年3月13日.

[43]（日）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50.

[44]来日美商务部副部长谈慎重展开对中共贸易［N］.（日）朝日新闻，1958年3月20日.

[45]日中协定签订的意义［N］.（日）朝日新闻，1958年3月6日.

[46]社会党要求承认日中协定［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3月6日.

[47]岸首相就日中复交问题答辩、不拒绝邮政协定等［N］.（日）朝日新闻，1958年3月20日.

[48]政府及执政党就“日中贸易”协议［N］.（日）朝日新闻，1958年4月8日.

[49]田桓.官房长官爱知揆一的谈话［A］.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60—361.

[50]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60.

[51]日本政府不能逃避责任［N］.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不能容许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N］.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再斥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N］.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日本政府应对刘连仁事件作出负责交待［N］.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

[52]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42.

[53]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最近中日关系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A］.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70—371.

[54]《外务省对于陈毅谈话的非正式见解》（1958年5月10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中共才是非友好的、等于内政干涉［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5月10日.

[55]自民党声明、“有政治意图的中共”［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5月12日.

[56]藤山外相就中共问题表面“静观”不变［N］.（日）朝日新闻，1958年6月20日.五大使会议意见一致、“静观中共”适当［N］.（日）朝日新闻，1958年7月14日.

[57]岸首相在伊势会见记者、努力解决“中共问题”［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8月27日.

[58]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今后将尊重五星红旗［N］.香港商报，1958年9月18日.

[59]唤起议论的藤山外相发言、“金门是中共的”［N］.（日）朝日新闻，1958年9月21日.

[60]美国当局也震惊，也将影响美中会谈［N］.（日）朝日新闻，1958年9月21日.

[61]（日）外务省中国课长：《藤山大臣关于中共问题的秘密谈话》（1959年1月21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62]（日）堀内谦介：《忧虑日本和中共接近的报纸评论之件》（1959年1月27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63]（日）坂元一哉.日美同盟的纽带——安保条约和相互性的摸索［M］.东京：有斐阁，2000：201—207.

[64]（日）高坂正尧，等.战后日美关系年表［M］.东京：PHP研究所，1995：79.

[65]（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M］.东京：有斐阁，1999：100.

[66]根据日本外务省编辑的（日）《读卖新闻》1957年8月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你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好还是不好的选择问卷，回答不好的占27%，超过了回答好的24%（《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调查结果》，《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四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67]《对中共措施要纲（草案）》（1958年10月10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68]（日）安藤吉光：《报告佐多忠隆氏谈话要旨之件》（1958年8月14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69]该外交文书收录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全文为五十页，因未见原来题目，现在的标题为笔者根据内容添加，成稿时间也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相关文书的排列顺序看，笔者推断其拟制于1959年3月至4月之间。

[70]藤山外相答辩、协定不适当［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8年2月11日.

[71]外相因日中问题答辩、也考虑政府间协定［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9年1月30日.

[72]《我国的对中国政策（长期基本政策）》（1959年7月14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73]《我国的对中国政策（长期基本政策）》（1959年7月14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三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74]新安保联合声明、事前协议留下不安［N］.（日）朝日新闻（晚报），1960年1月20日.

[75]如根据日本内阁官房审议室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回答关于对华政策的设问中，占第一位的是应正式致力于两国邦交正常化（36%）；第二位是只要扩大贸易就行（20%）（《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调查结果》，《日本·中共关系杂集 第四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76]王伟彬.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20世纪50年代为中心看到的通往邦交正常化的程序［M］.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04：231.

[77]（日）吉泽清次郎.日本外交史 第28卷［M］.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286.

[78]政府慎重警戒日台关系的恶化［N］.（日）朝日新闻，1958年4月7日.

[79]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20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