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首相亚洲之旅的战后对外观

（二）岸首相的亚洲之旅

1957年5月20日至6月4日，岸信介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东南亚、南亚有关国家及中国台湾。尤其是他的台湾之行，成为一些先行研究评价其对华政策观的重要佐证。而岸信介的这次被称之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对该地域的访旅，的确并非单纯的国际亲善活动。岸信介自己也承认这场外游实际上是为他随后的访美进行准备^[14]，即通过对这些国家及地区的访问，积极给美国方面传递某种姿态及信息，以增强日后对美交涉时的发言权。像这样在借重有利时机展开外交方面，岸内阁一向是颇具手腕的。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等国作为战争善后的一个举措，宣布对在押日本战犯予以释放。此后不久，这个动向即被日本用来作为展开对美劝说工作的材料，1957年岸信介首相和藤山外相利用美国对日本受东方阵营国家的影响，从而在国际政治中趋于中立路线这一忧虑，在和白宫领导人会谈时，成功迫使美方同意提出以减刑方式释放所有甲级战犯的方案^[15]。另如岸信介为顺利修订安保条约，努力说服美国接受日美地位对等化的建议，他在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Douglas MacAethur）会谈时，先是称因安保条约的非对等性，使日本国民的对美感情正在不断恶化，随后则强调两国对等关系的确立，不仅有利于日本，也将有助于日美一同应对不测的国际形势变化。岸信介的这番劝说居然奏了效，麦克阿瑟不久后给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进言：为阻止美国最为忧虑的在日本出现“中立化（或共产化）”的趋势，应即刻调整日美安保体制，以适当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16]

因此，岸信介将这次对亚洲的出访看成向美国展示姿态的机会，它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东南亚开发基金”构想。其实，岸内阁成立不久，即借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有利时机，在公开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明确打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阵营各国协调、做亚洲一员的所谓日本外交三原则。岸信介的亚洲之旅，除了加强日本和到访国之间的友谊和经贸关系，使日本得以在亚洲一员的外交平台上进而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目的以外，更有借此向美国显示日本正在亚洲地区形成主导地位的存在感，这无疑是日本展开对美外交的重要资本。用岸信介本人的话说，即在对美交涉时日本所要依凭的地位，“不应是孤立的日本，而必须是代表亚洲的日本”，^[17]“把日本提高到亚洲指导者的地位，就可以加强对美国的影响力”。^[18]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岸信介在出访之际特意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提示日本拟制的东南亚开发基金的构想。

所谓东南亚开发基金构想，实际上是由美国出资金、日本提供技术和技能，然后利用东南亚等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形成区域经济的协作体系。它以亚太地区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范围，主要的做法是以低利息为其经济开发提供长期融资。岸信介认为一旦实施这个构想，既能增加日本的经济利益，确立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开发主导权；还可借此排除中苏两国的影响力，使日美在共同指导和帮助该地域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对等的双边关系。^[19]可见，在岸信介等看来，实施这个构想的意义之一，还在于它能证明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局限性，以致影响了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说，即便是面向东南亚的经济外交政策，日本政府在促使它成立之际，还是充分意识了对美外交上的需要。

岸信介的第二招，便是自命为自由主义卫道士的夸张表演。按照岸信介等描绘的日本政治的风景图像：一方面，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势力和观念正在日本社会催生中立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坚持自由主义而反对中立化及共产主义的则正是像岸信介这样既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又追求日美关系合理化的政治力量。岸信介本人在访问印度和中国台湾时一再显示的反共姿态，其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使美国方面充分认知这一点。

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岸信介访问了印度。24日，他和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lal Nehru）举行了两国首脑会谈。在这场被岸信介寄予高度期待的与世界不结盟运动领袖的会谈中，^[20]日印首脑相互确认两国在民主主义的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在这个基础之上，岸信介表明将对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给以全面援助。^[21]而尼赫鲁也在说明印度奉行的不结盟政策时，如下言及本国的对华政策：印度和英国有很长的因缘关系，又和中国有很长的国界相连接，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和东西两个阵营的国家都保持关系。只是中立在政策上可行，但在思想上不可行，“我在思想上明确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承认中共的政权和承认其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岸信介随即在相同的文脉上强调：“日本和国府缔结了和平条约，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在大陆已成为稳定政权的事实，可是与中共发展贸易则和正式承认其政府完全是两码事。”^[22]关于日本所以要坚持这个外交立场的理由，岸信介向尼赫鲁解释说：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第二，朝鲜战争期间关于中朝的联合国制裁决议依然“有效”。可是，若将岸信介的这个姿态置于当时国际政治及日美外交的背景来看，岸信介在日印首脑会谈中特意提起日中邦交问题的主要动机，恐怕还在于这样几点：第一，通过将暂不考虑对华复交的责任转嫁于联合国，为日本自称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进行粉饰，另则可以博取印度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感；第二，日本否定在对华关系正常化方面即刻有所建树的理由，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美国鼓吹并为西方阵营主要各国认可的在国际事务中排斥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主要口实，所以岸信介在出访途中一再对有关国家的政要重申这一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表明自身的政治信念及立场与美国是完全一致的。

1957年6月，岸信介在访问台湾时也作了类似的表演。岸信介在和蒋介石的会谈中，就日本的对外政策作了如下说明：第一，日本外交的基本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和坚持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理念的各国相提携，而绝不采取容忍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的立场，并要和亚洲有关国家保持亲密的关系；第二，日本和中国台湾有着特别深厚的关系，因此相互应保持比与东南亚各国更为密切的联系，日本十分愿意推进“经济及文化方面的日台提携”；第三，关于核武器问题，因日本国民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体验，故反对核武器的国民感情是超越于政治意义之上的，虽然日本的共产党和极左势力也把国民感情利用于反美，但日本政府现在也和民众一起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展开反核活动。(www.xing528.com)

蒋介石对此表示：第一，在核武器问题上日本的国民感情和政府立场虽可理解，但希望这种反核的立场不要被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第二，日本应在反共问题上拿出积极对策，即大陆的共产主义统治不仅对台湾方面，也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所以日本应该明确提出反共路线，对共产主义加以防卫，而日本部分舆论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缺失警惕，是十分错误的。于是，岸信介解释说日本的保守党政权不持容忍共产主义或中立主义的立场，只是在实施政策的手段和方法上有自己的做法；日本人大多对苏联持有敌对或愤慨的情感，相反对中国人则抱着“亲爱之情”，这与意识形态并无关系；所以在共产主义对日本渗透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更让人“害怕”，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恢复大陆，作为我个人也认为是很好的”。^[23]岸信介在这里以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为前提，从维护日本的安全和自由主义体制的需要出发，表明赞成“国民党政权”恢复对大陆的统治。于是，岸信介的这个立场被解读为日本政府直接表态支持蒋介石等鼓噪的“反攻大陆”。^[24]那么，岸信介此言的真意究竟何在？笔者以为以下相关事实似可视为判断这个问题时的参考材料。

第一，1955年以来的日本自民党政权基本上是挥舞着和平主义的旗帜返回国际社会，并借此不断提升其影响力的，所以如在公开场合支持台湾方面“反攻大陆”以毁损现有的国际秩序，无疑会使日本背负种种政治风险，也明显与岸信介这次宣扬维护世界和平及强化与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出访宗旨相悖，实际上就如上述所示，岸信介与蒋介石真正约定的只是日本给予台湾方面以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协助。

第二，战后日本的历届保守党政权都不希望台湾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所辖的确是事实，但鉴于台湾的“反攻”并无胜算，故日本保守势力也就一直将阻止大陆的武力解放看作主要问题。因此，日本政府通常都以日本宪法的限制为理由，不轻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免为台湾方面政治利用。1955年，时任执政党干事长的岸信介在与美国国务院高官讨论两岸政策时，就明确表示日本的基本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25]而岸信介在访台后不久召开的日本全国都道府县知事会议上，就显示了今后一个时期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局判断^[26]，这也佐证了岸信介等保守政治家当时普遍持有的一个对外观：台湾方面声称的“反攻大陆”不过是一个非现实的妄想。于是，明知不可为却作为个人看法而非政府见解示以赞意，这就无异于在外交风险区的边缘耍了一个擦边球，其目的除了为酿造日本和中国台湾间亲密和睦的氛围而对蒋介石强调的反共姿态作迎合状以外，^[27]似还有通过表明赞成“国民党政权”恢复大陆统治的基本立场，牵制如下所述的台湾方面发生当时正在传说的政治变动。

第三，1955年以后国共两党正在筹划秘密会谈的消息曾引致日本保守政界极大的疑惧。尤其美国方面欲以台湾方面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谋略被曝光后，抱着强烈危机意识的蒋介石特地授意汤恩伯让立法委员宋宜山至北京进行活动。^[28]所以，出于日本国家利益考虑而不愿看到台湾当局为大陆所并的岸信介，以相当抽象的“恢复大陆”这一措词所要表达的含义，多半是为确认所传闻的国共合作的真实性，并牵制蒋介石出于私欲而做出向共产党政府就范的举动。

由此观之，岸信介上述行动的根本意图还在于为实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这个日本外交的至上目标，竭力将自己扮演成执着于自由主义信念的反共斗士，以给予美国好印象。而岸信介的这个政治算盘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愿以偿的。1957年6月，岸信介前往美国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前的一个星期，国务卿杜勒斯在致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时，就盛赞岸信介为战后日本“最强有力”的保守党领袖，^[29]原先他对这位曾在巢鸭监狱关押过的日本政治家的疑虑，至此也就荡然无存。6月20日，岸信介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一员，将在迎受国际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演说。^[30]这个可谓反共连续剧的最后一幕，使他本人得到美国方面“能够信赖的对手”的好评。^[31]这也是把对美外交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展开对外活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