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对外政策架构

（一）岸内阁的对外政策基调

1957年2月25日，曾是石桥内阁外相的岸信介接受国会指名成为首相。也许是为报先前石桥首相在病床上决定由岸信介以外相临时代理首相之恩，两天后的27日，即岸信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就明确表示新内阁将全面继承石桥内阁的施政方针，^[2]甚至连新内阁的人事也几乎是石桥内阁原班人马的留任。但没过多久，治政老到的岸信介便开始调整内外政策，把对外活动的重心移向为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作积极准备，这就意味着他对先前一直主张稳妥推进此事，以免引起中苏两国误解的石桥外交路线，作了方向性的转换。

按照岸信介的时局观，对当务之急的国家重建来说，进一步恢复日本的自主性和实现经济复兴，是其中两个至为关键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显然都离不开美国的协助，所以他把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始作俑者吉田茂提出的日美联盟路线也视为日本谋求发展的基本立场，并主张在此政治框架下依次解决日美对等化以及与亚洲有关国家加深关系等外交课题。不过，岸信介并不完全认同吉田的做法，他认为吉田过于偏向对美协调，自己则采取兼具协调和自主的对美外交原则，^[3]而在当时坚持这个原则，并可使“日美关系合理化”的最适当的切入作业，就是修订日美安保条约。^[4]至于其理由，用岸信介的外孙、后任首相的安倍晋三的话说，即那“首先是为使独立国家的主要条件得以满足”。^[5]以后就如岸信介自述的，他把做首相的“七分精力”都用在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之上。^[6]但要完成安保条约的修订，取得美国方面的信任无疑是先决条件。于是，就像战后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在位期间都遇到过竭力取信于美国的问题一样，岸信介也早早开始了自塑亲美派形象的活动。但一段时间内，岸信介在此问题上显得步履甚艰，这个结果多半与他青壮年的政治经历及言行不无关系。

20世纪20年代，还在大学就读期间的岸信介就深受北一辉、大川周明等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政府的商工省任职，开始其自少年时代就已立志从事的官僚生涯，以后为谋求更大的发展机会而到了中国东北。1937年，官至“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和产业部次长。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岸信介在东条英机内阁历任商工相、军需省次官兼国务相。日本战败投降后，尽管岸信介在战争末期参加过反东条的秘密活动，但仍被美国占领当局以甲级战犯嫌疑人逮捕。稍后因美国转变占领政策和远东战略，擅自决定提前结束东京审判，岸信介才没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而得以获释，但即便如此，他仍在狱中日记里留下诸多不满美国的感想：如批判东京审判是没有国际法根据的“儿戏”；指责美国的民主是“伪装的民主主义”；认为占领当局的政策是想把日本作为美国的“卫星国”或是反共产主义的先锋队。^[7]从这里可见，岸信介甚至对美国欲将日本作为反共的马前卒这一战略意图，也是抱着高度警惕性的。

岸信介带着这样的对美认识甚至对其反感的心理，在出狱不久后重返日本政界。1953年，岸信介在其胞弟佐藤荣作的帮助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但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最吸引公众眼球的口号则是“重整军备”。其实，重新武装在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是并无多少新鲜感的政治口号，当时无论是保守党，还是革新党，都不乏主张日本走重新武装道路之辈。但岸信介的论调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则在于他为此提出的政治逻辑和政策意图与众不同。岸信介认为，重新武装对于日本维持国家的自主性十分重要，但如果美军继续在日驻留下去，就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当今的急务是要让美军撤离。岸信介还主张：日本国民中的反对重新武装论，完全是因日本新宪法的放弃战争条款和学校的反对军备、抵制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所致，而这些言行无一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大力支持。这样，岸信介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实际上，岸信介在1953至1955年期间，曾多次当面向美国的外交官和国会议员提出美军须撤离日本的问题。^[8]以后，岸信介还因政见不同而被深受美国方面信任的吉田茂任总裁的日本自由党除名，遂与自称“亲美”但也不为美国认同的鸠山一郎一起，组成与自由党抗衡的日本民主党，像这样的对美认识及其背后激进的民族主义对外观，加以因战前及战争中的问题被占领军逮捕的前科，也就很容易被结论为在思想观念上和美国存有不小的距离。(www.xing528.com)

更严重的是，岸信介组阁后仍在一些涉美问题上不时表现出使美国疑惑不解的对外姿态。如岸内阁于1957年4月正式要求美国政府中止核试验，此举被拒绝后，5月岸信介又在参议院的答辩会上，称于自卫权范围内日本可以保有核武器^[9]。这些虽说是真意难测的表态，但对美国而言，则无异于突然一击。如果说正在尽享美国核伞保护的日本突然抗议起美国的核试验，还只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那么日本突然称要自拥核武，就可能是一个迫使美国不得不大幅调整远东战略的国际变局。所以，对于已经把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和构建更加“合理”的日美关系作为头等外交课题的岸内阁来说，比起口头上表白自己如何亲美，更有效的恐怕是以实际行动贴近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由此也可看出，使岸信介举起对美协调旗帜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根植于其对外观中的亲美情结，还不如说在于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才做出了如此的政治和政策选择。

岸内阁以行动向美国示好的一个努力，就是通过积极推展全方位的经济外交，展示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即以此证明日本至少有能力在国际经济领域成为协助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合作伙伴。为此，岸信介不仅起用财界精英藤山爱一郎为外相，而且还为改善国际环境频频出访，在这期间日本不受体制及意识形态的限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确立了稳定的商贸关系，如和瑞典、南斯拉夫缔结了通商航海条约，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通商条约，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古巴、马来亚联邦等签订了通商协定，^[10]从而在法律制度上为本国形成相当规模的国际市场创设了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这些作为自民党政权成立以来，继1956年加盟联合国和与苏联恢复邦交之后又一值得注目的外交成果，其实也可以视为对在国际政治领域崇尚实力原理的美国领导人另一形式的国力炫示。

岸内阁再一个努力，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尽可能做出对美协调的姿态。这方面的好例子，可举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续签问题。1955年鸠山内阁时期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到1957年5月期满失效，岸内阁开始执政后，两国有关人士为签订新协定开始筹备协议。当时围绕续签民间贸易协定问题，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但美国却为此向日本示以“忠告”。^[11]于是，为避免刺激美方以致影响为修订安保条约等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岸内阁对有关方面施加压力，其结果致当时正待启动的民间贸易协定交涉被延迟。当然，作为延迟交涉的另一原因也值得一提，这就是当时日本方面为延迟交涉需要付出的代价十分轻微。首先，推迟交涉不等于取消交易，故这个调整举措不会令两国交涉陷于死胡同；其次，中国市场的规模当时十分有限，以自民党政权成立后的1955年至1957年为例，日本的对华出口额仅为1亿6千万美元，不到同期对美出口额15亿9千万美元的九分之一，甚至比不上日本分别对新加坡、印尼、泰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额。^[12]就是说，在1952年这个时间节点，对华贸易本身在制约岸内阁对中美关系问题处理的姿态方面，还只是一个分量有限而可予轻易忽略的因素。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时期岸内阁关于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是以满足对美外交需要为其原则的，即在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它坚持以“日台和约”和大陆还未被联合国接纳为其立场的根据，所以在对华政策方面不时呈示出明显的矛盾性：一面拒绝即刻和中国共产党政府进行邦交正常化的交涉，另一方面却又对发展对华贸易显示出比较积极的态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