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石桥内阁对华政策

（三）石桥内阁的对华政策

鸠山一郎辞去自民党总裁时，并没有明确言及后继人选。1956年12月举行的自民党历史上第二次总裁选举中，鸠山内阁的通产大臣石桥湛山于第二轮正式选举时以258票对251票的微弱多数击败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岸信介，成为自民党的第二任总裁和首相。石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成为自民党议员后，他一再主张应该“修正对美依存的外交路线”^[38]，像这样在当时颇为特别的对外姿态，加上他长期在言论界针砭时政的著名经历，所以石桥内阁组成后，即刻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

日本战败之前，石桥本人曾以《东洋时论》和《东洋经济新报》等时论报刊为言论阵地，高扬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旗帜，尖锐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故被赞誉为战前日本少有的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风骨的言论界斗士。及至战后，石桥在任通产大臣期间，曾多次强调应重视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发展两国贸易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因此，石桥当选总裁并组阁后，《人民日报》即连发论评，对石桥内阁寄予期待。^[39]与此相反，美国方面则对石桥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表现得十分冷淡，如《纽约时报》一度把石桥定性为“反美的民族主义者”，指称其曾公开反对美国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还推测今后石桥首相在对美协作问题上，会比鸠山首相更加消极；而石桥任通产大臣期间提出的发展对华贸易的政策观，这时更是被指责为损及美国远东利益的主张。^[40]另据英国公开的外交档案资料可知，石桥当选首相不久，英国的驻美外交官在和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的高官会见时，曾被明确告知美方最忧虑的是石桥上台后推行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路线，因此不希望石桥内阁能存在太久。^[41]

石桥内阁的前途莫测还体现于自民党内也一直存在着反石桥的势力。当时党内的各大派阀如岸信介派、石井光次郎派、大野伴睦派等，在内外路线和重要政策上都和石桥首相保持着距离，这种暗中较劲在组阁阶段便产生了阁僚人事难以安排的局面，以致一度出现日本内阁史上少有先例的一幕：因不能凑足阁僚人数，组阁之际的石桥竟然一身四任，即以总理大臣兼任邮政大臣、防卫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等职，借此才勉强完毕了新内阁成立的认证仪式。

就在各方颇为关注的状态下，石桥以上任不久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方式，就当时远东国际政治局势和新内阁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以下的见解。

第一，日本新内阁将继续奉行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坚持的作为自由主义阵营一员的外交政策，并和这个阵营的领袖美国加强提携及相互理解，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当然这个提携不是单方面的对美依赖；第二，超越自由主义阵营而和中国共产党政府接近甚至恢复日中邦交的事情，本届内阁“绝对不做”，^[42]既然联合国把中国方面指责为“侵略者”，日中关系的正常化就必须有待于联合国改变态度之后，并在和美国充分协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解决，^[43]即目前“关于中国问题，虽未想过要以承认中共为目标来推进关系，但还是考虑要致力于促进双方的贸易”。^[44]

从以上发言，我们明显可见石桥内阁的外交方针具有以保持对美协调关系为基石和以加深对华经济关系为辅助的特征。而关于对华政策问题，其实在石桥内阁成立次日即12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曾作为重要议题专门进行过讨论。结果，决定实施如下方针：第一，和中国的复交，将留待与联合国和自由主义国家协商之后再予施行；第二，积极推进对华贸易，作为具体的措施，在与中国及自由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协商的基础上，缓解巴黎统筹委员会所设的限制，灵活使用特访制度等；第三，为促进对华贸易，在自民党内设置新机构，统合民间对华贸易团体，使日本方面的对华贸易窗口一元化，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互设民间通商代表部的目标。^[45]就是说，石桥内阁鉴于马上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相当难度，而决定采取暂时搁置两国的政治关系问题，先施行推动经贸关系发展的对华政策。所以，此时自民党众议员松村谦三曾与石桥就解决中国问题作过商议，但石桥根据上述国内外形势，对即刻打开对华外交局面显示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不仅没有理会松村就对华政策的有关建议，^[46]相反则安排松村作为他的特使出访中近东及东南亚各国，而此举也可以理解成是一向被视为亲华和亲苏派的石桥对美国故作亲近之态，因这些国家多为美国的同盟或友好国家。

1957年1月8日，石桥在自民党的全国游说会上发表了题为《我的“五个誓愿”》的讲演，这实际上是一篇面向国民的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的就职誓词。在讲演中，石桥仿照明治天皇“五条誓文”的形式，就当时日本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五项政策目标：第一，使国会运营正常化；第二，严整政界及官场的纲纪；第三，增加雇佣机会和发展生产；第四，建设福利国家；第五，确立世界和平。而这里涉及对外政策的第五条的真正含义，根据石桥自己的解释，即日本要以1956年实现的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起点，在国际舞台的活动中谋求世界和平。^[47]可是，依照当时国际社会的一般看法，成为世界和平主要障碍的是东西两个阵营的对立，石桥对此多次指出，为缓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苏联当然应该反省，但同时美国也不无反省之处”。^[48]由此可见，石桥所构建的实现世界和平的首要途径便是设法使东西两大阵营得以和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世界和平理念实际上是以超越冷战的价值追求为其思想基础的，而作为日本的外交努力的切入点，即在于谋求美苏间的关系缓和。

不过，因为处于与鸠山内阁成立时大体相近的国内外背景，使这个旨在确立世界和平的政策纲领也同样极不自然地回避了及时解决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问题，根据石桥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对媒体的一再表态可知，石桥内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虽不马上着手对华复交问题，但会“努力和美国协商，解决包含日中关系以及美国在内的东洋问题”。^[49]尽管如此，由于在石桥的世界和平理念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的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缺位，遂使他这个以世界和平及各国的共存共荣为终极目标的对外政策观的现实性也大打折扣。石桥的局限更在于他没有充分的时间实践自己的对外方针。1957年1月25日，石桥在各地进行政策宣讲途中，因脑血栓病倒。被医生告知必须静养两个月的石桥，于2月23日以其“政治良心”作了一个决断：宣布才组建两个半月的石桥内阁总辞职。^[50]

日本自民党最初的两代首相基于其治政理念和关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对调整对华政策持有比较积极的主张，遂使两国关系的改善乃至复交出现了战后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值得期待的局面。但这个政策的转换，终因当时对日本内政外交有着偌大发言权的美国方面的干预和自民党内主流派的消极抵制，处于执政党内小派领袖地位的鸠山和石桥纵然有心，也绝无抗违之力。鸠山把对华外交搁置一边而专注于日苏复交、石桥只是将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置于视野，便是这场政治妥协剧的结局。当然，也应该看到，打着反对吉田路线步入国家权力中枢的鸠山和石桥，毕竟都是日本保守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而自民党结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之前因主要革新势力的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实现了合并，遂给予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保守势力强烈的政治冲击。就是说，当时日本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主要是因敌对政治势力的联合引致的危机感才捐弃前嫌走到一起的。在保守势力看来，新近统一的日本社会党打出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展关系的政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内凝聚人心而扩大其政治影响力，^[51]这个认识实际上赋予了大幅转换对华政策的国家对外行为以国内政治斗争的性质。于是，施行现实的对华政策对于保守政治家来说，就成了在对外方面维护和美国保持协调一致的国际环境、在对内方面捍卫保守势力的统治地盘的必须选择。而从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每逢革新势力的壮大必伴随保守势力阵营内开明派发言权低下的政治现象来看，势单命短的鸠山、石桥两届内阁，在打开对华关系局面上难能有所作为，实乃时势铸定的宿命。

【注释】

[1]翟新.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政策［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日）自由民主党.自由民党党史［M］.东京：自由民主党，1987：119—121.

[3]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党史［M］.东京：自由民主党，1987：84.

[4]都是独立国、鸠山首相谈中共和国府［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4年12月15日.

[5]以大选为目的的论战［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4年12月22日.

[6]在与中苏复交上要掌握主导权、鸠山首相西下车中谈［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5年1月11日.

[7]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4—64.

[8]（日）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年［M］.东京：霞山会，1970：92、102—104.

[9]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50.

[10]追究宪法改正等、众院预算委员会［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4年12月21日.

[11]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47—149.

[12]取消“重光派美”、美国以日程繁忙为理由拒绝回答［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5年4月4日.

[13]和中苏和平交涉不会阻碍日美关系［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5年1月7日.

[14]《高碕·周会谈》（1955年4月22日），《日本·中共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15]（日）冈田晃.水鸟外交秘话——某外交官的证言［M］.东京：中央公论社，1983：57—58.

[16]（日）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首相们［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96—97.

[17]（日）福井弘治.自由民主党和政策决定［M］.东京：福村出版，1969：290.

[18]（日）村田省藏.和周恩来会见［J］.（日）世界，1955年4月总第112期.

[19]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07—208.

[20]（日）石川忠雄，（日）中岛岭雄，（日）池井优.战后资料——日中关系［M］.东京：日本评论社，1970：72.

[21]（日）鸠山一郎.鸠山一郎回想录［M］.东京：文艺春秋新社，1957：174.(www.xing528.com)

[22]王伟彬.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1950年代为中心见到的邦交正常化过程［M］.京都：ミネルヴア书房，2004：105—108.

[23]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71—173.

[24]根据日本内阁官房审议室于1956年7月所作的舆论调查结果，主张最好尽早和中国大陆复交的占57.1%，主张不必着急的占7.4%，不置可否的为35.5%（《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调查结果》，《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25]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70—174.

[26]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99.

[27]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174—176.

[28]选出“鸠山第一代总裁”、自民党临时大会吉田派投反对票［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6年4月5日.

[29]首代总裁虽定、自民党内复杂的动向［N］.（日）日本经济新闻，1956年4月6日.

[30]总裁后继者问题、大体等待日苏交涉的架势［N］.（日）朝日新闻，1956年7月19日.

[31]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87—289.

[32]中共释放战犯是否对日复交的前奏［N］.（日）朝日新闻，1956年8月23日.

[33]王伟彬.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1950年代为中心见到的邦交正常化过程［M］.京都：ミネルヴア书房，2004：109.

[34]《中国问题探讨会》（1956年8月31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35]《关于和中共政权事实上交涉的法律见解》（1956年2月8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36]（日）亚洲局第二课课长：《中国问题再探讨》（1956年8月21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37]《我国对亚洲政策的一个构想》（1956年8月14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

[38]（日）增田弘.石桥湛山——自由主义者的精髓［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190.

[39]日本政局的评论［N］.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日.祝日本商品展览会成功［N］.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7日.

[40]（日）增田弘.不侮辱、不干涉、不屈服——石桥湛山对中国外交论［M］.东京：草思社，1993：194—195.

[41]（日）增田弘.石桥湛山——自由主义者的精髓［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210.

[42]（日）增田弘.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三外交论集［M］.东京：草思社，1984：230.

[43]石桥首相初次会见记者［N］.（日）朝日新闻（晚报），1956年12月24日.

[44]首先调整日美关系、制作自主发言的姿态［N］.（日）朝日新闻，1956年12月15日.

[45]石桥内阁决定当前施策、扩大和中共的贸易［N］.（日）朝日新闻，1956年12月25日.

[46]（日）石桥湛山，（日）伊藤隆，等.石桥湛山日记 下［M］.东京：みすず书房，2001：841.

[47]（日）增田弘.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三外交论集［M］.东京：草思社，1984：235—238.

[48]（日）增田弘.不侮辱、不干涉、不屈服——石桥湛山对中国外交论［M］.东京：草思社，1993：196.

[49]石桥总裁谈我想这样做［N］.（日）东京新闻，1956年12月18日.

[50]（日）增田弘.关于首相辞任的书简［A］.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三外交论集［M］.东京：草思社，1984：240.

[51]《中国问题检讨会》（1956年8月31日），《日本·中共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