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战后日本的外交观

（二）自民党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

自民党成立后，鸠山虽以国内第一大党党魁之身掌政，但实际上在对华关系问题处理上的国内外制约要素依然如故。鸠山在其刊行于1957年的回想录中，曾言及自己最早下决心要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问题，是1952年他在日比谷公会堂被解除褫夺公职处分之时，^[21]但在这部二百多页的自传里却找不出意欲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只言片语。就是说，当初以民主党总裁身份组阁时声称要与中苏两国复交的鸠山，在变成自民党的政府首脑之后，却对自己的对外理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正：虽然继续坚持促成日苏复交的立场，但却把发展中日政治关系完全撇于一旁。鸠山的这个外交姿态转换的背后，既有来自美国阻挠日方对华接近的压力，也有当时日本政局尤其是自民党内政治状况对鸠山的牵制。

先看美国方面的动向。1955年11月底即鸠山为首的自民党政权成立伊始，美国驻日公使帕松（J.Graham Parsons）即给日本外交当局送上一份美国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关系问题处理的长篇意见书，其要点如下。

第一，日本如加强与中国政府的交往，就不能防止这种交往对日本国民产生影响，有朝一日这个影响会发展至日本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如朝着承认中国政府的方向发展双边关系，并做出为时过早的让步，日本国民将会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战术陷阱。另外，日本如与中国大陆接近，将给韩国、台湾等“自由主义阵营成员”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会损害日本自身的国际信用。中国现在虽说无条件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但到时一定会如从前那样，要求日本取消对台湾当局的承认。

第二，日本政府也许会认为美国正在考虑承认中国政府，这纯属误解。美国维持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为了尽可能保持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便引出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台湾行使武力，但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承认中国政府，并同意给予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作为自由世界重要国家的日本，如承认中国政府，将会严重削弱自由世界。

第三，发展对华贸易会给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培植竞争对手，而中国大陆则可从日本等国进口战略物资，形成在全亚洲地区与日本竞争的工业和军事基础。美国现在限制对华贸易，也是为了保障自由世界各国的安全，所以目前不会考虑撤销这个贸易限制。^[22]

这个明显带有牵制日本调整对华政策方向的意见书，不仅对日本接近中国提出警告，而且也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结果显示了相当消极的看法。但尽管如此，1956年初重光葵外相召集日本驻亚太地区各国使领馆负责人研讨对外政策时，列为第一天的重大议题中，就有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问题，这个动向也可以理解为自民党政权成立后重光外相一直在酝酿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表征。在这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有与会者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往大陆派遣调查员，并在北京常驻政府贸易代表，不过这个建议没有即刻被外务省采纳，原因也主要是担心美国方面的反对和误解。因为这方面曾有过不少先例。如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将和法国政府互设贸易代表部的消息传出后，鸠山内阁便以内阁决议决定就“承认在东京设置中共贸易代表部的具体政策”进行研讨；并还为扫清障碍，以外相重光为首的众多外务省高官在东京、香港、华盛顿等地同时展开对美说服工作。然而，美国方面对此的反应却是不应对大陆市场寄予过大期待之类的劝诫，抑或发出“今日的中共领导人要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危险”的警告^[23]。就是说，即便只是一个中方驻日贸易机构的设置，美国方面也把它看成会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重大事由而力阻。

但美国在日本与中苏两国恢复邦交问题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中国严厉而对苏联相对宽松的立场，在日本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渐趋高涨之时^[24]，就等于把站在美国一边的日本政府推到了国内舆论的对立面之上，也使日本的民意对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干预大为不满。日本外务省欧美局第二课课长竹内春海曾这样描述日本官民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疑惑：日本人大多讨厌苏联人，而把中国人看作“兄弟”，但现在既然日本和苏联都可以考虑建立外交关系，为何就不能承认中国？^[25]所以，在美国的阻挠之下，围绕中日两国互设贸易部的问题，日本政府只得一拖再拖，至该年年底，依旧未得出最终结论。^[26]由此可见，日美两国围绕对华关系问题处理，无论在认识还是利害关系上都有着不可无视的差异，但由于双方在外交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故在旧金山和约体系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下，使中日关系问题解决的难度徒增。当时对美国一系列的干预政策颇为不满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小川平四郎，在说明媾和之后日美关系的实质时就称：“日美并非伙伴，日本不过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随从，^[27]”实可谓一语中的评论。

再看日本国内状况的制约。1956年4月自民党以临时大会正式选举鸠山为该党总裁。鸠山当选首相后随即在就职演说中就日本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应作的贡献，提出了三个支柱事业的概念。这三个支柱事业是：第一，加强日美协作；第二，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第三，对东南亚各国支付赔偿。^[28]显然，对华关系正常化在这里被完全搁置起来。这个结果，当然非鸠山首相一时疏忽，只能说明中日关系的地位已在自民党政权的外交格局中大为降低，至少比民主党内阁时期有明显的倒退。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国际要素的制约以外，执政党内部确也存在着使鸠山内阁在对华政策上趋于低调的要因。

1955年登上执政党宝座的自民党，不像先前鸠山任总裁的民主党那样只是一个小党，它已不折不扣成为聚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不过，鸠山本人虽以394票（总票数489）的压倒多数当选为该党总裁，可在民众中呼声甚高的鸠山在自民党内，却并不属于那种一呼百应式的政治领袖，加以治政以来一直体弱多病，尤其是如表1所示，他在当时派阀林立的自民党内不过为一小派阀的领袖，并且一直未得到党内最大势力吉田派的支持，故根本无力经常性地整合各派阀的意志，从而有效发挥政治主导作用。这也是鸠山当选不久，“鸠山引退”论竟然在党内及社会上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29]在这样的鸠山治政背景下，从自民党内各派的对外政策看，此期各派间最容易获取共识的外交目标，不外乎是日本尽早加盟联合国，以便使国家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得到美国支持姑且不论，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及中国台湾的赞成票，无疑也是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各派在首先解决日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并无太多歧义；^[30]同时鉴于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为防止得罪中国台湾而不能加盟联合国，自民党各派的主张中几乎都不见有与大陆积极发展政治关系的内容。(www.xing528.com)

表1　自民党各派阀的议员数

资料来源：《自民党的派阀、打算各异的集合体》，（日）《朝日新闻》，1956年10月11日。

1956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在押的354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即刻加以释放。^[31]这个被部分日本媒体称之为“中共对日复交交涉的呼吁”的动向，^[32]却未见鸠山内阁对此作出回应。在对华关系问题上自民党政权如此冷漠被动，还可以从当时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人数锐减中略见一斑。根据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的统计，1955年日本国会议员中有78人访华，而在1956年则减至22人。^[33]就是说，除去各在野党议员和为洽谈中日贸易事项而访华的自民党议员以外，当时已很难从保守党方面找到本着促进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目的而访华的议员。在这样的形势下，鸠山内阁便将任期内的外交目标锁定于日本加入联合国和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这两项，而对华复交问题实际上是被作了搁置处理。

不过，根据现已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当时日本外务省曾围绕打开对华外交局面，展开过调整对华政策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外务省的主流意见认为，根据国内外的基本形势，日本虽然无法即刻展开对华复交，但现阶段因如下理由尝试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具有诸多有利之处：第一，直接和中国政府推进有关交涉，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化中苏关系的作用；第二，主动接近中国，可消除其他国家批判日本追随美国的口实，使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亚非国家中增强外交影响力；第三，可将日本民间对华交流活动纳入政府的轨道，而使其不致为日本社会党等革新政党所利用，将对华接触变为有助于保守党政权延长执政及巩固日美友好关系；第四，如果不从现在起调整与大陆的关系，将来中国政府就有可能在媾和时就赔偿问题采取强硬立场^[34]。而关于政府层面的对华接触的司法障碍问题，日本外务省还专门组织研究班子，从国际法角度研讨和中国政府展开实际交涉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只要预先明确表示不予正式承认的意向，即使与中国方面展开政府级的交涉，在国际法上也不意味着事实上承认对方；第二，因与此相关的旧金山和约、“日台和约”及“吉田书简”等都在相关的目的方面具有限定性的内容规定，故这些文件都不具有排斥中日两国政府进行实际交涉的性质。^[35]

至于中日政府间具体的交涉内容，日本外务省文件将其设定为以下七项：第一，缔结贸易及支付协定；第二，互设通商代表部；第三，缔结渔业协定；第四，缔结互换邮件协定；第五，遣返战犯；第六，两国民众的人员往来；第七，文化交流。尤其是互设通商贸易部，事实上已被外务省的立案者定位为“将来大使馆的基础”，而对其设立计划寄予高度重视。而关于推进这项政府间交涉的国际环境问题，政策立案者只是预设了美、台方面的反应及日本的对策。即美国方面可能采取的反应，将先是强烈批评，甚至在日美关系领域人为制造一些麻烦，但过一段时间后便会从原则论转向予以一定理解的立场；而台湾方面的反应，甚至会诉诸断绝邦交等极端手段，但日本对此不必予以理会，只要在经济方面做好安排即可。于是外务省文书最后的结论则归结为，现今可以此方式在中日政府间铺设起正式接触的管道，将来待两岸问题解决，日本就可和中国大陆交涉复交问题，一旦至此地步，对于日本来说的“中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36]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这里作为对华复交前提提出的两岸问题的解决，即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当局甚至保守政界整体期待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的实际内容，究竟何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反映于原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资深外交官川越茂拟制的《我国对亚洲政策的一个构想》这一政策案之中。该政策案曾作为外务省的实施案在外务省干部中郑重研讨过。以下是该政策案中关于处理两岸问题的论旨。

从国际大势看，不管美国意愿如何，中国大陆加盟联合国已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在这之前就有必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根据目前中美互不妥协及两岸暂时谁也吃不掉谁的现状，从日本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需要出发，作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法，首先应推“两个中国”方案，即通过联合国委托统治和岛内居民公投等方式使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但不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只拥有维持国内治安的武装力量，不承担联合国要求成员国参加军事行动的义务。关于如何推进该方案的实施，立案者主张从以下两步骤入手：第一，由日本外相重光葵出面说服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苏联领导人，然后通过他们劝说中国政府接受此案；第二，日本再和在该问题上持同一立场的印度、英国或者苏联一起对美国方面进行劝说工作。^[37]

也就是说，鸠山内阁的外交当局在设想中国大陆迟早会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的结果，遂构想了在此之前借助相关大国的力量，实现使“台湾独立于大陆”的政策案，即它把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作为排除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作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台湾方面实际上是被置于任人摆布的被动地位。不过，鉴于当时两岸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及美国方面对此的谨慎态度，日本外交当局的政策案实际上不过是没有任何现实性和建设性的空论。而鸠山本人也在1956年11月赴莫斯科签订《关于日苏恢复外交关系宣言》之后，正式表明辞去自民党总裁的意向。于是日中关系的改善也就成了留待下届内阁着手解决的外交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