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保守党政权下的战后日本对华政策

（一）自民党之前保守党政权的对华政策

1955年11月，原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以自民党总裁代行委员的身份组织起第一届自民党内阁。而在这个自民党的党纲中，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被规定为：“希求和平和自由的人类普遍正义，改正和调整国际关系，期完成自主独立。”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方面，因当时党内原属自由党的党员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和日本社会党及共产党等革新势力区别立场，故自民党高层讨论的结果，虽然同意为解决日苏邦交关系问题积极推进外交交涉，但关于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却无一字言及^[2]。如果说这个外交姿态完全承袭了吉田及日本自由党的对华外交路线，倒不致给人离奇感，但若对照鸠山首相在一年前作为民主党总裁掌政后频频就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积极发言的姿态，其对华立场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

1954年12月，吉田因日本国民及反对党普遍不满其秘密主义和恃势压人的治政方式，不得已辞去首相一职。于是才导致不足一个月的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被众参两院指名为日本第52代内阁总理大臣。鸠山长期以来一直批判吉田内阁的外交路线为对美追随，他所主宰的民主党党纲明确提出“展开自主国民外交，以有助实现世界和平”的对外方针，^[3]甚至标榜新内阁将推行旨在与中苏建交的外交路线。因此，鸠山上台不久便在东京和大阪的广播节目中称：“蒋介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是出色的独立政权。”^[4]并且，他对这个使舆论哗然的发言解释说，把大陆看作独立国家，只是想承认“中共政权实际支配着领土和人民这个事实”，自己虽非亲近共产主义者，但“中共的国民有以共产主义建设国家的自由，因反对共产主义就进而敌视那个国家是错误的”^[5]。鸠山在这里明确显示了他的把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予以区别，以及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问题的对外政策观。正是在这种国际政治感觉下，1955年1月鸠山会见记者时再度表明准备从贸易和交通入手，与中苏两国终结战争状态的打算^[6]。同年，鸠山首相还竭力排除执政党内的反对意见，决定派出以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事实上促成了高碕和周恩来总理之间富于历史意义的会谈。

因鸠山有如此积极的外交姿态，自1955年春至夏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作为回应，也在各种外事活动场合多次对日呼吁：迅即开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正式交涉^[7]。同年7月至11月，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还两次致函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转达了中方为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而愿意正式邀请日方至北京举行政府首脑会谈的意向^[8]。

但鸠山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姿态，马上遭到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9]。因此，尽管此期鸠山首相一再在公众场合宣称今后仍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处理日本和中苏之间的关系，^[10]并不断介入日本政府的高官和外交官向美国表白自己的亲美情感以及“将来日本政府尝试改变日中关系的具体计划，必会事前与美国协议”^[11]等立场，但却仍未能打消美国方面对鸠山内阁对外政策所存的戒心。能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就是1955年4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以公务繁多为理由，拒绝重光葵外相提出的访美会见请求。^[12]其实，重光一贯坚持“日本外交的基础在于日美关系”，因此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贸等关系绝对不会以危害日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立场，^[13]即此期的重光在对外问题处理上基本属对美协调派。由此也可见，他访美未能成行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方面对重光本人的好恶，还不如说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美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对日本外交竭力行使政治牵制的意图和信念。关于这一点，出席万隆会议期间与周总理进行会谈的日本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的发言足为参考。高碕就当时对华复交的难度，对周总理作了两点说明。

第一，“现在日本还受着美国的指导，所以日本政府所做事情未必会悉如贵国政府所期待。但为了哪怕丝毫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希望能从发展双边贸易入手；进行贸易的事情，不仅日本的政府，一般国民也是切盼的”，日本希望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第二，日本已经和台湾方面缔结了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不能单方面废除“日台和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14](www.xing528.com)

在这里，一再向周恩来表示要为实现两国复交尽力的高碕明确把美国的阻挠和国际法制环境等归结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另外，会谈中因高碕言及两岸关系问题，引致周恩来的兴趣，遂约定隔日再度举行会谈，但这个安排不久被日方取消。据担任日方翻译的冈田晃解释，这是当时美国驻印尼大使展开活动的结果。^[15]

而民主党政权对华外交基础的脆弱，作为国内政局的原因，则主要在于民主党以少数党地位执政而不具有坚实的统治基础。鸠山虽在国民中享有“大众政治家”的美誉，但在政界其实并无多少人气，他领衔的民主党于1954年12月上台组阁时在众议院仅拥有121个席位，约占总议席的四分之一，当时是靠了左右两派社会党国会议员的支持，鸠山才登上首相之座。至1955年3月鸠山组成第二次内阁前，民主党依旧是少数党，这一次却仰仗同为保守党的自由党的协作，维持了掌政地位。^[16]这种少数党的脆弱政治地位直接决定了它在突破以往的内外政策方面的艰巨性。

因此，就在鸠山首相一再对日本国民表示要推进中日政治关系发展的1955年1月，民主党政调会制定的《自主和平外交方策》中，关于对华关系问题竟然除了呼吁促进贸易以外，没有一个关于如何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具体提案。^[17]这反映了民主党内阁当时抱着这样的对外判断，即中日政治关系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实质性进展，遂把发展对华关系锁定于经贸领域。而民主党执政期间在促进中日经贸关系方面最大的成就便是签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55年1月，就在鸠山内阁热烈提倡“自主外交”的姿态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访问了中国。在逗留北京的半个月里，村田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雷任民等多次举行会谈，就发展两国的经贸及文化交流关系达成诸多共识。^[18]而在村田访华前夕，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先行通过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对这些动向，鸠山内阁以纯属民间活动为由未予干预，实际上是默认了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日。这样，以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于3月抵达东京，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展开商贸交涉，至5月双方签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个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最值得注目的协议内容有三点：一是确认双方交易的支付和清算事宜，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签订具体交易合同来实现；二是双方同意相互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以及该机构及其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三是双方同意努力促使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了相关的协定。^[19]如说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有甚特点的话，首先可举该协定的政治色彩明显比以前两次协定有所增加；其次是协定的内容更加具体化。这个进展是双方当事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日方人员为使民主党政权能介入两国贸易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并还争取到鸠山首相明确表示的“支持和协助”。^[20]

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在对华政策上自诩反对吉田追随美国路线而坚持自主外交方针的鸠山，其实于民主党执政期间也始终是在吉田茂设计的外交框架内左右摇摆，在行动上并未见有实质性的突破，其原因除了民主党在国家利益观和国际时局认识方面，与同为保守党的自由党并无实质性差别之外，也和其以少数党地位执政不足一年，故而未及形成比较系统的对华政策观的状况有关。这样，以政经分离为原则的对华政策，也就成了日本民主党政权留传于新执政党自民党的对华外交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