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媾和前吉田的对华政策观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包括主权在内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权被置于美国占领当局之下。尽管国家已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日本社会各界在此期间仍为推进中日关系尤其是对华经济关系做了不少努力。1948年，美国把对日政策的重点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变为使日本经济自立，即将改造日本的中心从原来的旨在铲除军国主义和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体制的政治改革，移向以复兴日本为目的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把重建国民经济和恢复战前的日中贸易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从而期待中日的接近，尤其是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1949年5月，一些中小商社组成“日中贸易促进协会”。同月，分别隶属于绿风会、民主自由党、社会党、共产党等政党的近九十名议员结成超党派的“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进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四个月的1949年6月，日本通产省首次制定了“对中共贸易处理要领案”，表明欲发展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基本方针。新中国一成立，日本通产大臣稻垣平太郎即作了希望促进对华贸易的发言。进而在1950年4月，日本参议院以赞成多数通过《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3]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与大陆之间主要发展经贸关系的政策，已成为日本政府既定的对华方针，而且也得到国会多数议员的认同。关于日本政界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就如此匆急考虑解决中国市场问题的原因，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一是日本的经济恢复任务的急迫性；二是当时即便在吉田首相也身处于内的保守政治家群体中，把与日本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新中国看成“威胁”的并非多数。[4]
但这个状况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尤其是10月中国志愿军的参战而改变。日本政府在同年联合国大会相继对中朝做出制裁决议之后，也决定在行政措施范围内对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予以援助，通产省还表明将强化措施，禁止对中国出口战略物质。这样的结果，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额锐减，设立不久的各类对华贸易团体和商社也有不少成了空有其名的组织。日本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或者说鲜明凸现了对华关系服从于对美关系的动作，虽不意味着日本政界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历来基于长期视野而对中国市场所具价值的认识，[5]但也折射了日本政府对现实的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的认识和立场。当时能制约日本对华关系问题处理的方向的要素之中，除了日本的国政仍然全面受制于美国占领当局和冷战体制下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外，[6]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可举吉田等政府要人在此期一再言及的日本和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上的差异为例。据日本安定本部的调查，从日本战败至1951年度，美国以财政预算提供的对日援助资金约为22亿5千万美元。[7]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即便在贸易关系方面，日美贸易的总量也决非中日贸易所能企及，如1950年度日本的对美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约占30%，而中日贸易仅为4%左右。[8]这些左右日本对华立场的重要外部因素，自然也会影响于稍后的媾和准备阶段的对外政策形成。
对日媾和问题自1947年起就不断在美国政府内被提起，但因苏联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美国国防部以美军在日本的驻留尚不能确保为理由加以力阻等原因，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以后，由于受到苏联原子弹试制成功、中国革命胜利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等事件的冲击，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为尽早把日本纳入远东的反共阵营，于1950年9月决定即刻着手对日媾和的预备交涉。[9]但在采取何种交涉方式上，日本国内的议论呈两军对峙之势。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及和平问题座谈会等左翼政党和团体主张全面媾和论，即日本应与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缔结和平条约。全面媾和论者认为，如果不能实现全面媾和，就难以杜绝新的战争危机，也无助于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行为进行补偿和清算，还会导致对华贸易关系的中断，最终影响日本的经济自立。(www.xing528.com)
与这个全面媾和论针锋相对，吉田首相等主张先与中苏以外的交战国解决媾和问题的所谓部分媾和论。部分媾和虽以美国为始作俑者，不过吉田也有其独特的一贯主张。吉田认为，要想在冷战下通过全面媾和来调和东西两个阵营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时局论，如作为对外政策实施，必终于无果，只会招致延长美军占领而推迟日本独立这个最为不利的结局。[10]相反，如实现部分媾和，日本可借此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的一员，使日美关系更上一个台阶，[11]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日本除了与政治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以外别无他途。[12]基于这样的时局判断，为能倾全力于经济复兴事业，吉田内阁把推进部分媾和、回避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和以美军继续驻留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三条作为外交方针，回应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政策要求。[13]
但吉田毕竟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及现实主义外交的奠基人，他在对外政策上虽坚持以日美协调为铁则，但在具体处理日本与大陆及台湾的关系上，还是兼用了权宜之计和长远打算的。就是说，吉田一方面在外交基本点上恪守美国东亚政策的底线，如同意不邀请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一方作为代表中国的政府参加媾和会议，并通过接受旧金山和约使日本与四十多个交战国之间结束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则如下所述，为了能在以后与中国的媾和过程中立于有利的局面，以及将来重新获得大陆市场，既不明言与大陆谈和，又对美国以台湾方面为媾和对象签订中日和约这一安排一再显示出半推半就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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