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吉田内阁对华媾和政策

第四章　吉田内阁的对华媾和政策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所谓和约（原称《“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日台的媾和，对东亚的冷战格局和美国的东亚政策的最终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日本在实现重回国际社会和恢复国民经济这两大国家目标时赢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它毕竟在国际法上使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能，并还意味着战前日本的统治者不惜以侵略战争企图独占的中国市场在战后却又被自己拒绝。而且，当时已经把经济复兴作为最高国策的吉田茂内阁虽知日台媾和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不利影响却仍出此举，原因究竟何在？对此，传统的解释多半归结为日本统治者一味追随美国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以及日本为使旧金山和约能被美国国会批准而早日恢复国家主权。像这样通过强调美国的对日影响和日本的对美依赖的绝对性，贬低或无视日本在东亚外交中的主体性，可以说是国内外学界就问题进行论断时的基本视点。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战后初期的日本其实并无外交可言，^[1]即为其极端例。笔者以为，根据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外交史料，把吉田内阁比之以后的日本政府，说其外交有对美一边倒的倾向恐怕也不算过分的评定，但如果不只是停留于结果论而对过程论也予以注目的话，就不难发现上述解释确有失之简单武断的一面，即日本最终选择台湾而非大陆为媾和对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对相同的政治体制的认同和对美国压力一味顺从的结果。事实上，当时吉田等政要虽面临国家被占领的状况，但还是就复杂的东亚局势作了缜密的外交应对，并对美国的压力和要求也有过抗争。所以，如要论及致使日台媾和的日本要素这一问题，就不能不留意两个事实：首先，从根本上说日台媾和的结果是吉田等本着国家利益的原则，在对整个东亚国际格局进行综合判断，尤其是就对华关系和对美关系作了孰重孰轻的权衡之后的选择；其次，日台媾和虽是吉田首相等在国家主权尚未恢复、外交空间十分狭小的政治条件下的所为，但在这个政策决定过程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外交的手法和原则却为以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在就东亚外交决策时长期沿袭。正因为这一点，弄清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助于加深认识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及其特征。本章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通过再构成媾和前后吉田内阁的外交过程，就其在东亚国际环境中展开的对华政策加以考察。(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