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对外观：战时外交反省的意识特征

（三）战时外交反省的意识特征

关于日本外务省在反省战时外交过程中存在的历史事实确认和评价认识上的偏差等问题，笔者将以专文进行讨论，这里仅就其反省作业中所呈示的对外意识特征，做如下评析。

1.道义论的缺失和战略论的过于突出

这一点在关于对华外交的评价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外务省在反省战时外交的《作业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华政策的基调应该注重道义，”亦即“第一，不把中国作为日本发展的牺牲品；第二，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干涉其内政；第三，认可中国的经济繁荣，不把这看做是对日本的危害和威胁”；并且也承认：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本国官民的“利权思想”的“完全落后时代的东西”，所以当战局越来越有利于日方的形势出现时，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方针也就“露骨地添加了侵略性”。^[26]但像这样的基于道义的批判认识在一个月后正式定稿的反省文书中则被完全删除，对当时围绕事变的中日关系时局的推演，除了强调外交上还有其他的选择枝存在以外，就是指出致使“九一八”事变发生另有深刻的外部原因，而其中主要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排日风气，和以此为背景的张学良的排日方针”，^[27]即通过这种中国也负有责任的论调，从道义上为日本外交的过失予以开脱。

与这样的意识特征如出一辙的认识，还明显体现于对东南亚外交的认识之中。按照中村政则教授的说法，日本人关于战争观最为一般的认识是：第一，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第二，对东南亚战争，日本应予道歉；第三，对美、英、法、荷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罪责并不全在日本；第四，1945年8月苏军的对日作战，则是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的侵略。^[28]也就是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强制性交涉和军事占领，因其对该地特别是其居住民的侵害，日本方面理应为此负有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这在战后日本社会也是为多数人认同的对外观。可是，在外务省的反省文书中，日本对这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军事占据，只是在促使日美战争爆发这一点上才具有过失的性质，而造成这样的过失的原因也仅仅在于“过于迷信大东亚共荣圈的梦幻，过小评价了美英荷等国的战意及底力”。^[29]在这里，本来应该对日方暴虐的加害行为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却只是在战略论的层面，以对军部外交进行避重就轻的批判来加以替代。

2.借助否定二重外交而回避自身的责任

日本外务省的战时外交反省文书中，一个贯穿全文的命题就是对战时“二重外交”的反对论。所谓二重外交，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部介入外交，事实上和政府外交当局同为国家外交主体，并分别制定和施行对外政策的外交形态。具体而言，在当时日本除了外务省外交以外，还存在着“军部外交”。日本外务省在反省文书中，虽也不时强调自身为国家最具权威性的外交主体，并在认知上述重大外交局面时基本上都能认清国际形势的实质和明确问题之所在，但在具体的应对策上之所以屡屡受挫，原因就在于军方强行介入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施行过程，亦即外交失败的最终根源，就存在于二重外交这种畸形的国家对外体制，或者说强制攫取外交权力的日本军部。而属于外务省方面的外交失误，也就只是对军部抗争和抵制的力度不够充分而已，以此为自身的过失免责，巧妙展示了理由。如下述关于对华政策失误的自辩，即可谓这方面的典型论调：只要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不变，“那么无论外务省和各地的驻外机构如何努力，在外交上都不会有甚结果。既然军方的影响还在，当时就不可能做得比现状更好，在根本之处有问题时，枝叶末节上的苦心不过是自慰而已。”^[30]

然而，日本外交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战争期间的外务省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并非未处于政策决定和施行的关键地位，一些有实力的外相还力排军方干扰，在外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1940年松冈外相无视海军方面的反对，促成了日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1941年东乡外相斥退军部的激烈反对，迫使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接受其提出的对美交涉方案；1943年重光葵虽为东条英机内阁的外相，但仍不顾军部的反对，最终实现了他所坚持的所谓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另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外务省是侍奉天皇的政府机关，其首脑虽不像陆海军省的领袖拥有对天皇的单独上奏权，但却能够通过天皇的侧近将重要的对外政策构想传递于上，因为天皇的侧近之中外交官出身的非常之多，曾任外相的牧野伸显就长期出任过天皇的外交顾问。所以，对于连外务省也颇为不满的军部的跋扈，真要全力抵制，也不是完全无望的。就如“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外务省在包括国际联盟会议的各种场合为日本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乃至正当化所显示的那样，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外务省自身选择的就是依存军部的立场和路线。

3.贬苏褒美的价值论导向

日本外务省展开反省战时外交作业之际，冷战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而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媾和局面中最为根本的选择，说到底就是倾向于苏联还是倾向于美国的问题。因此，在政府首脑及外交当局强烈的联美对外观的影响下，本应是理性客观的外务省反省文书中却充斥了贬苏褒美的价值判断。如对于苏联基本的对外观和国际交涉姿态，日本外务省的反省文书指出：凡逢对苏交涉之际，日方总是“没有充分意识苏联关于国际法和条约的特殊观念，还误解为苏联也会诚实如一地遵守条约，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苏联是一直把国际法及条约看作是进行世界革命的斗争手段”；^[31]“即使要缔结中立条约，也应该是在对苏联的谋略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向苏联妥协来压服美英，这个方策不仅徒增美英的反感，最终结局不过是为斯大林期待的日美关系的恶化做出贡献而已”。所以对苏外交上需要上述认识，那是因为“苏联的外交经常基于功利主义。如想凭空谋求其善意则必然会落空，只有在力量关系不利于苏联时，才可能期待其让步”。^[32]而“日本在对苏交涉上经常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日本和美英关系的不断恶化。与苏联打交道时一直吃亏，也可以说是和美英开始处于对立关系的日本的宿命。尽管如此，为人所乘至这等地步，也是对苏联这个国家的认识存在根本错误有很大关联”。^[33]

与在日苏外交的反省上呈示了对苏批判一面倒的倾向不同，外务省反省文书在有关对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却又显得分外的自责和痛悔。如文书将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归结为“把日本卷入欧战之中，而且还造成了和美国冲突的原因”，主张“这是一个应竭力避免的方针”；^[34]对日军侵入南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则一面称此举具有能使日方确保所需资源等物质的意义，一面又视其负面性是成了“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起因”。^[35]在这里，外务省评判日本外交成败的基准设置值得留意，即比起外交行动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得益性来，它更为重视的是对日美关系发展方向所具的制约性。于是，一个极端论作为战时外交反省的产物被顺理成章地导出：“历史所证明了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携，才能够有利展开对俄罗斯外交；与此相反，日本和美英反目，结果都是不得不屈服于俄罗斯的威势之下。”^[36]

总之，基于外务省的战时外交反省而拟制的文书虽对当时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及交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证和批判，但就如以上分析所示，这种批判除了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论的性质以外，为现实的外交政策正当化和合理化的功能也显而易见。而文书不时表明的对军部介入外交的责难和贬苏褒美的政策立场，实质上是在为政府所主张的暂不重新武装和部分媾和及基于美军驻留的日美安保等外交路线提供历史教训；然而正是这个可谓从战时外交反省中引出的最大“教训”，也可称之为日本政府于战后构建对美一边倒外交的意识原点。

【注释】

[1]（日）细谷干博，等.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J］.（日）外交史料馆报，2003年第17卷第9期.；小仓和夫.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J］.（日）青山国际政经论集，2004年1月第62期.；御厨贵，等.解读“日本外交的失误”［J］.（日）外交论坛，2004年1—4月第17卷第1—4期.

[2]（日）细谷千博.通往旧金山媾和的道路［M］.东京：中央公论社，1984：9—13.

[3]（日）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27［M］.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12—13.

[4]（日）渡边昭夫.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日本的作用［M］.东京：有斐阁，1995：38—39.

[5]（日）增田弘.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的日本重新武装构想（一）［J］.（日）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6]（日）朝尾直弘，等.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2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95：332.

[7]（日）朝尾直弘，等.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2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95：336—337.

[8]（日）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4［M］.东京：学艺文库，1995：332.

[9]（日）吉田茂.世界和日本［M］.东京：中央公论社，1963：154.

[10]（日）坂元一哉.日美同盟的纽带［M］.东京：有斐阁，2000：28.

[11]（日）坂元一哉.日美同盟的纽带［M］.东京：有斐阁，2000：28—29.

[12]（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M］.东京：有斐阁，1999：50.(www.xing528.com)

[13]（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M］.东京：有斐阁，1999：50.

[14]（日）宫泽喜一.东京——华盛顿的密谈［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9：55.

[15]（日）坂元一哉.日美同盟的纽带［M］.东京：有斐阁，1999：29.

[16]（日）坂元一哉.日美同盟的纽带［M］.东京：有斐阁，1999：30—31.

[17]（日）增田弘.自卫队的诞生［M］.东京：中央公论社，2004：6.

[18]《一、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19]《三、支那事变》，《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0]《二、退出裁军会议、缔结日德防共协定》，《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1]《四、缔结日德意三国条约》，《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2]《六、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交涉》，《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3]《七、日美交涉》，《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4]《五、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5]《八、终止战争外交》，《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6]《一、满洲事变、日华事变》，《“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7]《一、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28]（日）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6.

[29]《六、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交涉》，《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0]《九、结论》，《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1]《五、对苏外交》，《“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2]《五、对苏外交》，《“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3]《五、缔结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外交的失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4]《三、缔结三国同盟》，《“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5]《八、关于南方》，《“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

[36]《五、对苏外交》，《“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0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