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对外观-战时外交反省主要内容

（二）战时外交反省的主要内容

日本外务省的战时外交反省作业，主要就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对华外交、对德意外交、对东南亚外交、对美英外交、对苏联外交的过程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作为外交的“失误”，较为系统地提示了历史教训。以下，则概述其主要内容。

1.对华外交

文书主要分析评论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外交应对。文书认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有日本国内外状况的深刻背景。不过，当时日本不以武力手段，而以和平方式扩大在华权益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可是，外务省在事变发生后缺乏打开局面的积极性，对军部的不满或抵制也只是停留于口头上。^[18]在这之后先后采取的措施，如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原则和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更属视野狭隘的不明智之举。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外务省尝试调整对华关系，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然结果却使事态更为恶化。其中原因之一，是外务当局未能积极牵制军方此期的军事行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务省考虑展开各种和平工作，但无奈军方坚持不从中国撤兵的立场，遂使计划半途而废。如能预见到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军方的同意，外交难有正常的结果，那么有些事情就应以另外的方式来加以推进。总之，在这段对华外交过程中，外务省的工作，充其量只是起到了为四处惹事的军方擦屁股的作用，而在转换局面方面，外交工作未能收取任何的实效。^[19]

2.对德意外交

文书主要分析评论日本在签订日德意防共协定、日德意同盟条约而形成三国协调体制问题上的外交应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为改变国际孤立的处境，与具有共同反共目标的德意走近，签订了防共协定。该协定虽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对象，但因为当时共产主义势力并未被世界各国看成是严重的威胁，所以作为打破现状派的日德意的这个行动，是被看做挑战民主国家的具体表现。这样，日本就在反对英美和亲近德意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不过，这个外交行为除了满足了日本想摆脱国际孤立的感受以外，在对外关系处理方面并无任何意义。^[20]以后，日本政府出于同样的目的，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而在这之前，德国和苏联已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对日方背信弃义的行为，无论从国际信义还是国家利益上讲，本来应该成为日本与德意分道扬镳的绝好机会，但1940年以后的日本各届内阁都不放弃日德提携论。日方对于签订日德意同盟条约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牵制美国的参战，但从战后英美两国公开的资料看，即便没有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美国也会参加欧战。二是通过三国同盟的形成将苏联拉往自己一边，使日美关系的调整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但未料不久德苏开战，日美关系越发僵化。文书并指出，日本方面所以会出现上述误判，根本原因是不了解美国的外交理念和国民性。而在战争过程中，日德意之间几乎没有进行过具体的协作，但因基于这个同盟条约的特殊关系的存在，极大制约了日本自身的外交空间拓展。^[21]

3.对东南亚外交(www.xing528.com)

文书主要分析评论日本在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问题上的外交应对。在1940年荷兰和法国分别为德军所占领的背景下，日本方面出于解决对华战争和获取战略资源的目的，决定向荷、法所管辖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扩张，以确立日本在当地的经济、政治支配地位。在这之前，日本外交当局以外交手段进行过一些交涉。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满足日方的要求，但荷属东印度当局则因当地的战略资源可能会经由日本落入德国之手的理由，没有轻易与日方签订协议。于是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进军东南亚的方针。这个军事行动被美英看做是超越防卫底线的侵犯，遂对日施行冻结资金和强化禁运重要物质的经济制裁。日本对美英的战争态势也就基本形成。这样的本息皆失的局面是自己的行动招致的。其实，日本要从东南亚地区获取资源，也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当时外交当局并非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面对军方的狂妄，却只是进行了消极被动的抵制。文书还指出，更为过分的是，当时在外务省内甚至还有人与军方相互呼应，这类教训十分深刻。^[22]

4.对美英外交

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交涉，可以说是战争期间日本外交的重头戏，它体现于很多方面。文书在这里主要分析评论日本在1941年年初开始的日美交涉过程的外交应对。日本的对美交涉一开始就拟制了坚持日德意三国同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则立场，以后在长达半年多的谈判中，也没有就重大问题做出过任何的让步，但就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通过做出必要的让步而使对美交涉成立，对日本摆脱国际孤立是极为有利的，但当时更多的是对实力悬殊的美国抱着非和即战的想法，这是错判形势的结果。近卫内阁曾主张过无条件接受美方的国际关系四原则，但这个发言因受到相当多的攻击后又加以收回，以致美方加深了对日不信任感；尔后日方坚持出兵法属南部印度支那，就更增强了美国的警惕心。那么，当时对美交涉究竟打的是何算盘？一方面，要想和美国解决山积的悬案；另一方面，却又设定了以美国接受“九一八”事变以来东亚的现状为交涉的条件。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另外，开始对美交涉前，内部也没有充分协调好，不握有建设性的交涉方案。而且，没有让步的准备，最好不要贸然尝试对美交涉，那样只会使形势更加险恶。^[23]

5.对苏联外交

文书主要分析评论日本在1940年以后围绕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和为了终止战争而请求苏联斡旋问题上的外交应对。1939年诺蒙坎事件后的日苏外交主导权经常操于苏联之手。欧战发生后，日本对苏要求缔结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一直以让渡库页岛北部的利权为条件，以致拖延不决。但当苏方自身有缔约需要时，日方不仅应允，还主动出让利权以迎合。结果，日苏签订的中立条约，使苏联方面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既可免去苏德战争发生后的后顾之忧，又取得了把日本的矛头指向美国的政治效果。但对日本来说，签约此举既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能阻止苏德战争的爆发，也没如日方所希望的，它会促使日美交涉朝着有利于日方的方向展开，相反却使日本军方的对美立场越发强硬，为日美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24]尽管苏联外交屡屡让日本吃亏，日方也从打太平洋战争之初就知道自己在军事上并无使美国屈服的手段，但却一再延误终结战争的时机，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竟然还盲目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面为日本进行终止战争的外交斡旋。至于军方所持的把苏联拖下水以牵制美英的想法，完全是误判形势。而外交当局为促使军方认识苏联的真正面目，遂选择不会有结果的对苏交涉，虽说目的是为了终结战争，但这个外交方针选择上的妥协，给国家贻害无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