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战时外交反省的背景

（一）战时外交反省的背景

要弄清日本政府外交当局特意在对日媾和前夕启动战时外交反省作业的真正动机和原因，恐有必要先对与当时日本所面临的重大外交局面即媾和问题有关的背景做一番考察。

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宪法的正式公布，标志着占领当局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在法制化方面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中旬，占领军最高负责人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帅在没经过与华盛顿商量的情况下，于会见新闻记者时突然提出要尽早结束占领状态和解决对日媾和问题。麦克阿瑟认为，盟国方面对日占领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即非军事化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的政治改革的目标也已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的使命在于恢复经济，为此需要日本重启国际贸易，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缔结和平条约，在法理上结束日本和他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且，按照麦克阿瑟的构想，对日媾和一旦完成，占领军即从日本撤离，之后日本安全将交由联合国来保障和管理。^[2]而几乎在同时，美国国务院也专门组成班子，拟就了对日媾和条约的草案。但即便如此，盟国的对日媾和工作因以下状况，并未如麦克阿瑟所预想的那样，被迅即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是因美苏两国在协议过程产生了意见分歧。1947年2月，盟国与在二次大战中加入德国方面作战的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五国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美国乘此机会于同年7月，向其他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发函倡议召开对日本媾和的预备会议。并且，关于对日媾和的具体做法，美国方面提议：第一，由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共同参加对日和平条约案的起草；第二，在和平条约案起草过程中，将采取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制，而不再采用基于美中苏英四大国的一票否决制。美国的这个提议虽得到其他各国代表的赞同，但苏联则始终坚持应由美苏中英四国外长理事会负责起草对日和平条约案，以及拒绝放弃四大国的一票否决权的立场。随后美苏之间虽多次进行协议，但都没有取得共识，遂使美国方面筹划的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一事就此搁浅。^[3]

其次是当时在美国内部也出现反对尽早对日媾和的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是当时主宰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的苏联通外交官凯南（George F.Kennan）。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创设于1947年5月，因其当时主要致力的工作是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进行立案，所以也被称作美国冷战外交的参谋部。凯南反对早期对日媾和的目的，并非在于严罚日本，而主要是忧虑对日媾和后因美苏的尖锐对立，苏联会乘势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联手，以致把日本置于苏联影响之下，给西方国家招致不利。因抱有这样的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和对苏高度警惕的时局观，凯南在有关媾和以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对策上，坚决支持联合参谋本部提出的由美国领有冲绳的主张。^[4]另一方面，向来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国防部和军部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在此时开始研讨为弥补美军兵力不足而对日本进行限定性重新武装的计划。如1948年2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即指示陆军部部长罗亚尔（Kenneth C.Royall）就德日两国的限定性武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两个半月后，陆军部的计划作战部门便拟制出报告书。根据这个报告书，陆军部方面的意见是在占领军撤离之后，为防患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的侵害”，日本需要保有一支数量为20至30万的限定性军队，^[5]而在日本方面具备这样的军力之前实现媾和，显然条件是不成熟的。正因为有此认识，当1949年9月中旬美英两国就快速推进以宽大和非惩罚性的对日媾和达成协议之际，与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所持的积极态度相反，美国国防部对此坚持反对立场。借用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结论，那就是当下既然存在着苏联扩张主义攻击的状况，对日媾和显然时期尚早。^[6]但就在美国的外交和国防当局的认识对立之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月下旬苏联正式公布拥有原子弹，从而动摇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体制；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英国政府则于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也给美国方面的远东战略形成巨大的冲击。为应对新的国际局势，1950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指示国务院开始对日媾和的预备交涉，从而也为这场关于媾和时机的论争最终画上了句号。

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当时在媾和问题上必须抉择的课题主要有三个：首先，如果美苏对立已成为事实，那么就要选择是与美国等国家先行媾和，还是坚持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当事国实现全面媾和；其次，选择多数媾和以后，如坚持依靠美国解决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那么是否进而接受为美方提供国内基地的条件；再次，在坚持日美安保的前提下，如何应对美方因自身兵力不足而频繁要求日方重新武装的问题。而事实上，至1951年旧金山和会召开之前，日本政府已就上述课题做了种种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基本的政策立场。以下，则从战时外交反省的政策背景角度，就日本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及其背后的对外观予以概述。(www.xing528.com)

首先是媾和方式问题。随着占领当局主宰的对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告一段落，以及美国政府正式把媾和提上议事日程，围绕如何媾和的议论开始盛行于日本社会。而这个议论的焦点之一，就集中于全面媾和还是部分媾和的选择之上。实际上，当时的所谓全面媾和，具体则指和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所有当事国进行媾和；而所谓部分媾和，则是指仅和美国等国家签订媾和条约。当时在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中具有强烈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世界上的和平势力，故而坚持不能排斥中苏而缔结媾和条约的立场。如由安倍能成、大内兵卫、仁科芳雄等组成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0年1月发表的《日本科学家关于和平和战争的声明》就提出了“全面媾和、中立不可侵、加盟联合国、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经济自立”等格调高昂的主张，把不是和所有当事国进行媾和批评为“单独媾和”，并还指出“单独媾和”具有“战争的危险性”，所以它不能给日本带来和平与独立。应该说，像这种把全面媾和无条件地等同于和平；把部分或“单独媾和”等同于战争的观念，在当时日本知识界是占主流的思想认识。日本的革新政党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立场。如日本社会党把全面媾和、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作为党的基本方针。日本共产党还把“单独媾和”上纲上线为“把日本完全殖民地化”，提出为了日本的“民族独立”，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方针”。不过应该看到，虽然当时在日本知识界认为日本经过媾和就意味获得独立的是少数，但是民众当中对日共这样的主张具有共识的，也并非多数^[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知识界的主流认识并未为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针所吸纳。

可以说，成为日本政府媾和方针的基础主要是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的对外认识。1949年11月吉田首相在参议院答辩时指出：“今日并不存在单独媾和可否、全面媾和可否或何者更好的问题，这要由海外的事情，即外交的国际关系来决定，而我们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8]就是说，在吉田看来，既然冷战局面业已形成，在东西双方激烈相争的形势下主张全面媾和，无异于“镜中摘花”，只会招致日本占领期的延长，影响国家尽早独立。^[9]当然，吉田主张部分媾和的真正意图，就如坂元一哉所分析的，其中有使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积极考量。^[10]亦即走部分媾和路线的前提，就是日本将成为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而在吉田的历史观中，日本的发展逻辑是：大凡与美英保持合作和协调，国家就兴盛发达；反之如与美英交恶，国家发展的伟业就丧失殆尽。之所以如此，吉田解释说因日本是海洋国家，必须依靠海外贸易来强国富民，而美英是拥有海上支配权、经济富裕且具自由主义传统的海洋国家，故战后与美英尤其是美国协调就至为重要，实质上它是增进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11]

其次是接受美国主导的安全保障体制后面临的基地提供问题。吉田内阁既然选择与美国等国家进行部分媾和的立场，那么媾和后将国家安全托付给所信任的美国，也是完全符合其如上所述的倚重美国的国家复兴政策的精神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就主要集中在基地的提供之上。不过，在日本统治层内其实早已有将部分国土腾出而作为美军基地之用的考量。1947年9月，继当时片山哲内阁的芦田均外相向美国方面提交了含有希望“把日本的防卫委于美国之手”^[12]这一内容的书函之后，裕仁天皇通过外务省官僚寺崎英成向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部外交局的西博尔德（William J.Sebald）局长送交了所谓“天皇口信”。在这个传言中，天皇明确提出媾和之后美国可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占据冲绳25年到50年。”^[13]1950年4月，接受吉田首相的指示访美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向美国高层转达日本关于媾和后的安全保障构想时指出：“媾和条约缔结后，为保障以后日本及亚洲的地域安全，恐怕有必要让美军驻留日本，但如果美国方面难以提出这样的希望，那日本方面可以研究那样做的提议方式。”^[14]池田的这个发言被美国国务院高官认为是日本政府最早表明的关于媾和后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正式意见。^[15]也正因为有这个表态，美国方面的媾和动向明显出现了进展。

再次是日本重新武装问题。吉田首相虽积极主张引入美军驻留日本以解决安全保障问题，但他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吉田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倡导重新武装的日本人并非没有。但那些议论不能认为是在彻底弄清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另外也不一定能代表大众的感情”。第二，复兴经济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日本欠乏现代军备所需的基础资源，如再增加重新武装的负担，那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顷刻瓦解，民生也要贫穷化，这将会酿成共产主义阵营正期待着的社会不安。所以为了安全保障的重新武装实际上是从内部危害国家安全，今天的日本安全，比起军备来，更和民生的安定相关联”。第三，复活军国主义将再燃国内外的对日警惕性。“近邻各国害怕再次受到日本的侵略，是严厉的事实。在日本国内也有提防军国主义可能再现的想法”。^[16]然而，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君临日本的麦克阿瑟元帅也始终“断然反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政策立场，他甚至主张待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以后，不仅占领军应该完全撤退，而且日本只能拥有市民警察、处理国内骚乱和取缔走私贸易等的小型警备队这样程度的武装力量。^[17]这个姿态无疑在政治上给吉田的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媾和前夕日本外务省的反省战时外交作业，是出于应对重大国际局面的需要，为了妥善处理媾和问题而展开的一个预备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