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民党在参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靖国神社在战前属国家宗教设施，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发动对外战争的精神支柱。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也随之变为普通的民族宗教即神道教的设施，属于非政府非营利的地方宗教法人组织。按理，靖国神社再像战前那样与国家政治密切联结的可能性已为战后制定的诸多法律制度所排除，但因至今合祀于该神社的246万多个牌位大多是死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历次内外战争中的将士，且其中还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的甲级战犯14名、乙级和丙级战犯1000余名。[1]而营造了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自民党的前身即自由和民主两党的多数领导人及骨干，曾因在侵略战争中的劣迹被整肃，后又因美国转变远东政策而侥幸复归于政界。故可以说，不仅在显示与战前日本政治的连续性上，自民党与靖国神社有着难以割离的过来史；而且在回避历史深刻反省以及维护保守政治对日本持续统治这一点上，靖国神社之于自民党的凝固人心和确立国家认同的象征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自民党内部分人士自1955年该党成立起，就一直推行后援靖国神社活动的最大理由。
1956年，为援助自旧金山条约生效后出现于日本社会的将靖国神社与国家政治相连结的运动，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了遗族议员协议会，同时开始致力于实现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这一目的的立法活动。所谓国家护持，主要是指：第一，合祀于靖国神社的战死者名单要由国家而不是宗教法人的神社来决定；第二，以国家财政经费而不是神社自费承办各类慰灵活动；第三，天皇和首相等可以无阻碍地在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的活动。[2]1964年，日本遗族会在全国发起请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署名运动，此举居然获得660万人的支持，[3]这个状况也被一些自民党国会议员作为理由，用于说服党内的不同意见，并且使其起草的旨在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案》作为自民党法案，顺利提交于1969年即靖国神社设立一百周年时召开的第61次国会。但后因日本各在野党和宗教团体、市民团体的反对和抗议，自民党提案未获通过。自此之后，该法案虽曾几度在国会被提出重议，但均遭否决，遂迫使自民党于1974年最终放弃将国家护持靖国神社法制化的计划。(www.xing528.com)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民党主流派减弱了对靖国神社的重视程度，更不等于自民党彻底放弃关于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行为具有正当性这一基本立场。1983年11月，自民党政调会所属的内阁部会就首相等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正式表明党的统一见解。这个见解的要旨，就是强调首相等政要参拜合祀着为国捐躯者的靖国神社，只是一种履行职责的行为而并无违宪之嫌。[4]这个可以说是自民党在该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立场，至今都未曾改变过。在自民党内部，有时虽也会出现一些反对论，但其出发点与其说是对党的上述基本见解不予认同，还不如说主要是因为日本国民中尚有相当的反对意见，故而忧虑会失去其拥护及选票；[5]其次是担心因周边国家的抗议导致对日外交问题而损及国家利益。[6]就是说，长期以来存在于自民党内的因顾及民意和国际关系而在参拜问题上的得失论，并非根本原则之争，不过是战略甚至是战术层面的政策选择之辩。
所以，自民党在参拜问题上的应对立场不会稍受挫折即自告败退，而该党用以打开局面的一个常套做法，就是党的总裁常常不顾舆论批评而以私人身份甚至是政府首脑地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试图用这种政治冒险的方式造成靖国神社与国家政治相联结的既成事实。自民党执政至今已任职的19名首相之中，在任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共有11名，而其中参拜4次以上的是池田勇人（5次）、佐藤荣作（11次）、田中角荣（5次）、福田赳夫（4次）、铃木善幸（8次）、中曾根康弘（10次）、小泉纯一郎（6次）。[7]所以，自民党在自己的运动方针中再次提起政要等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过是对其一贯立场的重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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