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的反动演进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临朝训政，为反动的开始。一方面排除所谓新党，除前章所记捕拿康梁，杀戮六君子，摘戍张荫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与维新有关系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尚书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以次入军机，实授裕禄以直隶总督。北洋各军向由直督节制指挥，荣禄既由直督召入军机，仍旧节制北洋各军，仅以裕禄为帮办。这是西太后巩固枢府实权的办法。于是将前百日所举办的所谓新政，在一个月内一律翻过来：

（1）命京内詹事府等饭碗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

（2）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

（3）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

（4）命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

（5）停止经济特科；

（6）废农工商局；

（7）废官报局；

（8）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9）禁止结会；

（10）禁止报馆，严拿主笔。(www.xing528.com)

总括一句话，就是一切仍旧。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抚曾奏请变通成例，先后被人参劾，说他“擅请变法，莠言乱政”，就赏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从此没一个人敢言及“新政”两个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亲信的后党心里，还有一个不曾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从戊戌秋到庚子夏，两年的反动期间，所日夜经营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八月政变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阅兵借行废立的计划。及政变起后，光绪帝已幽于瀛台，兵也不用阅了，光绪帝病重的谣言也散布满了，要废就可以废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虽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军事权，却不知南方各省督抚的意思如何，因令军机处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意旨。不料遇着一位不辨风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出什么“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个字来，把他们的计划顿挫了，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又暂时保住了（这是戊戌冬间的事）。

到己亥年冬间，西太后和刚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这个保皇的目标更换终久是祸。荣禄比较慎重一点。有一位被西太后极敬重的老理学家徐桐，和启秀、崇绮很明瞭太后的意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崇、徐、启）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勿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防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銮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这便是所谓“己亥建储”的由来。这次的动作依荣禄的计划算是很慎重了；怕刘坤一又行反对，就预先命他来京陛见，以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刘回两江）。李鸿章这时候很失势，是不反对的，就命他去作两广总督。因为康梁在海外联络华侨倡保皇，华侨多粤籍，恐怕广东出甚变故，所以要李去镇压。这种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着一些什么志士经元善、蔡元培等联络绅商千余人电争；海外华侨数十万人也相继电争；大阿哥虽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还要再等机会。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反对的电报也并不十分怕，他们所不敢即行的原故，还是不明瞭外国人的意旨。于是使人讽令外国公使入贺；假使外国公使对于立大阿哥的事肯来道贺，便是赞成废立了。但是外国公使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愤极了，非借重八卦教的义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义和拳远源起于嘉庆时，现在不必详叙。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贤，其次廷雍、裕禄，其次刚毅、载漪而达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贤、廷雍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国民心理的，刚毅、载漪、裕禄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政府心理的。光绪乙未，李秉衡作山东巡抚，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很奖许他们；丁酉十月，大刀会杀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据胶州湾的导源），因德人的要求，将秉衡革职。毓贤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亲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东巡抚，循秉衡的旧规，奖励大刀会；团首朱红灯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的旗号，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团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因为法国公使的责问，乃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力剿，把朱红灯捕获杀了，山东的拳党就转入直隶去了。毓贤在山西尝向他的僚属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其一我也。”这是很确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乱蔓延直省，吴桥令劳乃宣严禁传习，并上书建议督署。总督裕禄以劳书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杰。杰恶劳不先白司，廷雍则已暗与拳团联为一气，因此将劳乃宣的建议置之不理。不久，裕禄也赞许了拳团，到三四月间，拳乱就蔓延直省各县了。这是廷雍和裕禄在直隶养成拳乱的初步。毓贤前由山东入京后，向端王载漪（大阿哥的父亲）、大学士刚毅等夸说义和团如何的忠勇可靠，载漪、刚毅就很欢喜地据以入告西太后（毓贤因此得授山西巡抚）。及至拳团在直属各处肆行焚杀教堂教民时，西太后一面严谕拿办，一面命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实并不是命他们去解散，而是命他们去察看这种“义民”的情形的。舒翘看见这些义民都是市井无赖，知道他们不足用，但是不敢违背太后的意向，就报告太后，说他们真是很可靠的义民。刚毅不惟说他们可用，并且和载漪等把这些义民引导到北京来了。这便是义和团入北京的由来。

拳民入京后，政府应付的经过，恽毓鼎的记述最为可靠，因为他是当时参与御前四次会议的人，现在把他的记述附录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于马家埠。日日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其时使馆街西兵，环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銮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皆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诏、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刚毅则出京察看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谓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奏曰：“臣等尚有书。”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办。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惊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辨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办，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烈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于是立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急，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言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然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徬徨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一说由载漪命军机章京连文中伪造）。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端，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勿误事。”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雠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者。即派载澜等加意扞卫宫墙，备不虞……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曰：“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启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借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浸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惜，无如一胜之不可幸邀也。

五月二十五日，发出宣战的诏旨（外省督抚多未宣布），但是直到七月二十日，共计约近两月，董福祥的甘军和若干万的义民拿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八宝法物，仅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竟不能攻破东交民巷的公使馆；而联军陷大沽，陷天津，陷北京；西太后逼着光绪皇帝同往西北领略山水风景去了。（西太后至雁门语帝曰：“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一乐也。”）反动的大活剧至此闭幕，此后便是《辛丑条约》的悲剧。

在这一幕反动活剧的当中，鲁、粤、江、鄂四督抚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四人，颇能尽力保持东南沿海、沿江各省的秩序。袁世凯尝对他的幕僚夸说：“此次变乱，各督抚中，若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他们对于五月二十五日的乱命，相约不理，一面向荣禄电谋救济，一面与各国领事及驻外各使设法疏解，把乱事限拘在直省一隅，颇费了一点苦心。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荣禄（刚、漪诸人不足责）。李鸿章电某督抚说：“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来北洋的军权完全在他手里，他既在军机，又是西太后所亲信的人，又知道拳民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假使当拳乱蔓延到直境的时候，便和袁世凯一样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违取宠”的一个念头，把他制住了。直到祸延肘腋，还是用依违的手段。我们看后来董福祥骂他的书便知，书中说：“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能不愤极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行，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努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体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但是荣禄向江督刘坤一电告，却又说：“……以一弱国而抵各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一面向人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