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史：反动势力的解剖

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秋间到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夏间，可称为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反动的事实以所谓“戊戌政变”开幕，以义和团大闹北京收场。但是我们要认识这次反动真正的内容，非先将当时的反动势力略为解剖一下不可。因为这种反动势力内容并不单纯，原因也不只一端。就势力的构成来说，上自西太后，下至小百姓，都包括在内，约略分之为三：

（1）握有重权的亲贵（利用拳民排外的人）；

（2）一般士大夫阶级（鼓吹拳民排外的人）；

（3）失业的群众（拳民）。

这三种人虽然同含在这种势力以内，但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或精神上来解剖，却不尽相同，有彼此一致的处所，有所谋各殊的处所，也有可原恕的处所，有全不可原恕的处所。现在请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分别叙述。

（一）民族的自尊　大凡个人在社会里面，不愿自居于劣等的地位，一个民族在民族团体里面，也没有自愿居于劣等民族的位置的，何况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常常是居于优秀地位的呢？甲午以后，一部分醒悟的人士固然知道现在所遇的外族不是往时的外族可比，但在大多数拘于旧历史观念的人，却以为现在的碧眼赤须儿仍不过是往时匈奴、契丹、吐蕃、回纥等的一例，虽然一时在武力上受了逼迫，终久是要受我们的圣教感化的；一般新进之士不尽力宣扬自己的圣教去“用夏变夷”，反而自“变于夷”，这是何等可耻的事。我们试看叶德辉《与皮鹿门书》的书说：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昨读世兄歌辞（时皮鹿门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等句），敢以管见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以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若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春秋时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鲁之弱小远于吴楚，何以孔子曰我鲁，此理易明，无烦剖辨。尧、舜、禹、汤、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异教之为圣教澌灭者不可殚述。即以文字论，佛法盛于六朝，而其梵夹之经典，反借中文而后传；辽、金、元人凭陵宋室，可谓至极，今三国之书不存一字；此第圣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潜移默运，扫荡异教于不觉，何论旁行诘屈之书乎。……

叶氏与人书还有一段说：

……夫强邻逼处，势力之口亦乌足凭。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驴鸣狗吠，讵曰知时。蚕食鲸吞，无非肉弱。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国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问之此心，天良胡在。……(www.xing528.com)

我们现在看他这种解释“中国”两字的妙论，什么“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便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真是要笑脱牙齿。但这种自尊自大的口吻，确足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义和团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与这种“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思想渊源上也是一贯的；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说“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敕命”，与这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的见解，也没有多大区别的。御史徐道焜上奏说：“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兵当尽灭。”；御史陈嘉言说：“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由有知识的士大夫阶级到无知识的群众，都认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这种心理，从坏的方面说，自然是愚蠢可怜之极；但从好的方面说，即所谓“民族的自尊”，却是民族立国的一种要件，愚蠢中尚有几分可以原谅。

（二）公共的积愤　这种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我们试看下列两段拳乱中的故事就可以知道：

……联军既破京津来保定，廷雍（本直隶臬司，时升藩司，护理直督，率领拳匪仇杀西教士及言新学者）方护督，遂被执，并及保绅。各军公讯，雍云：“保绅夙从令，可释，若焚杀汝人，皆我也。”叩以何为？雍曰：“道光以还，汝曹欺我太甚，倘得势，孰不报汝，今至此斧钺由汝，问何为。”遂见杀，今地方人尚多哀之。（见酬鸣《书庚子国变记后》）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恶新学如仇。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拳匪首领之称）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两个人的声口已很足表示当时积愤的心理；还有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崇焘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予议恤。他们以为中国累次屈辱，都由于郭、曾这辈人卖国，现在非把多年的积愤大大地发泄一番不可。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了压迫，失业的人渐次增多；加以累次对内对外的用兵，因军费赔款、横征暴敛而生出来的负担加重，军事完结后，兵勇的解散，溃卒的流亡；并且自光绪即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没有一年不被天灾，或大水，或大旱，或河决，北方几省尤甚（试参看文明书局出版的《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入继》一篇可知），皆足以扩大失业人民的数量。概括言之，就是民众的生活上受了压迫（即所谓经济的压迫），社会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现象来。但是这种经济的压迫，上面所举三种人的第一种（握有权位的亲贵），自然是不会感觉的；就是第二种（一般士大夫阶级），感觉的也很少。第三种所谓失业的群众，本是由经济压迫所产生，对于这种压迫，自然特别感觉痛苦。但是他们只知自己的生活无所依靠，却并不知他们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祇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讲洋学的人都是汉奸，也非一律杀掉不可。他们把一切的害恶笼统归纳到“洋教”两个字上面。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却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上所表显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以排外。从德国夺取胶州湾后一年半间，山东一省闹出来的路、矿、教三项外交案共达一千余件；从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几个月间，拳民的聚积达若干万人，都是由这种群众心理结合而成的。

（四）政争的阴谋　自戊戌变政以来，西太后痛恨光绪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谋得政权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样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于外国人的救护（康之脱险，由上海英领事的救护，见梁启超《记南海先生脱险事》；梁之出险，由日本大岛兵舰之保护）。后来康梁在外国倡立保皇会，外国人不惟不加以干涉，并且还予以保护，于是由恨康梁之心，而迁怒到外国人身上去了。罗惇融的《拳变余闻》上述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又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职，乃大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说：“义和团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贵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借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可见，西太后和一班亲贵的反动心理又别有所在。

上述四种反动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群众所同具的，可命之为国民的心理，第四种是政府当局独具的心理，合起来遂构成一种大大的反动势力。反动虽同，所要求的却不同。国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