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可算是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在此时期内，两位运动的领导者都开始活跃。孙中山在甲午战事发生后就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本年十二月回国，次年春正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干部，谋于广东组织第一次的革命军。康有为在甲午年作了举人，次年，趁着会试就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痛陈改革救亡的办法。但是此时的环境适合于康，不适合于孙，故此时期是康的时期，不是孙的时期。孙要领导活动，除了秘密会党以外，没有几个人肯受他的领导；康要领导活动，肯受他的领导的人却很多。如孙在檀香山发起兴中会的时候，所得的同志不过他的胞兄德彰和邓荫南等十余人；康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革命军在广州失败之后，国内人士虽然因此有知道孙文的名字的，但是报上讲到孙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点水作“汶”，形容他与强盗乱贼一样。……以为这位姓孙的有什么红眉毛、绿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节录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语）。次年（一八九六年，丙申），中山再往檀香山、美洲并英国各埠去推广兴中会，欢迎革命主义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在与西人接触的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待言了。是年，中山在伦敦被骗，拘入华使馆，倒是在英国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但是国内注意他的人仍是极少，就是注意他的人，仍把他放在“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一类。例如康有为的信徒麦孟华在《时务报》上作的《论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内说：“今日之会匪，其势之大，其人之智，更非发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泄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汶之案，沙侯诘难（沙侯即当时英外长沙斯伯里侯），徒辱国体，实张彼焰。忍而置之，则养痈贻患；起而救之，则乏下手之策。”维新志士的论调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山当时所处的环境了。所以中山在此时期内的活动，除了在伦敦造出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潮以外，在国内政界上不能发生出什么大风潮来。康有为的活动虽然也是归于失败，但是在国内造出的风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内外大僚，下至在野的读书阶级，都被他掀动了，他所以能够造出较大风潮的原故就是因为他很合于当时的环境。第一，当时中国政治界的潜势力。以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因甲午战败而发生一点反省的人，也只有这一个阶级。康有为新由举人得中进士（乙未年），是这个阶级里面的新贵。吴稚晖说：“我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康有为既是科第中的新贵，又是经生文人，并且能作激昂慷慨、洋洋洒洒上皇帝的万言书，所以就得到这个阶级人士的赏识了。第二，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在下层的小百姓，不用说对于皇帝认为天之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受了几千年来名教学说的浸渍，对于皇帝尤其不敢妄起不敬的念头。吴稚晖说：“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维新党变作了激烈的维新党，我终还忘不了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究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的。”“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谁非臣子？”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随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什么“公羊之义，臣子一例”，什么“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读起来又“正当”又“忠愤”，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没有读了不动心的。所以虽是不十分看得他起的吴稚晖，也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馆去看看这位爱国志士，谈谈除三害的事业。在此种环境之下，当时国内维新运动的领导权就自然而然地要落到他的掌握里去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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