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合作热点问题研究

第十五章　对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探讨

——中国与东盟

［本章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1]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启动，为促进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提供了制度条件。东盟十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拥有4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近5.92亿人口。^[2]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意味着居住着全球超过1/4的人口的区域之间的贸易合作。这不仅会给该区域的经济和人民带来重要影响，对世界来说也必将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贸易活动的推进，金融层面的合作也就越来越显得必要和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私人部门层面，还是在公共部门层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金融交往(合作)都在持续进行和发展中。私人层面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官方层面则主要是货币当局(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以及在区域货币合作等方面的探索，尤其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如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然而，时代在变化，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在不断演变中。如何在新的政策环境下进行更有效的合作，给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人民带来福祉，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本章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努力。

接下来，本章首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之前以往的金融合作进行观察，包括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状况，也包括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状况，这是进一步探索金融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然后，就具体探讨在CAFTA启动后如何看待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当然，与此同时，世界及区域的经济环境变化也需要被考虑进来。毕竟，CAFTA本身不是孤立地存在的。第三节讨论如何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受作者自身的限制，这里的分析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进行。另外，在推进金融合作中必定要碰到困难和挑战，这是在第四节要谈到的。最后是总结。

［关键词］:东盟，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金融合作，资本流动，货币合作

一、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金融合作的基本观察

自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逐渐增多。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也都位居世界前列。不过，一直以来，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是人们在观察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重点。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欧盟等地确实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资本输出入伙伴。那么，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有怎样的发展呢?

金融合作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文献上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它既可以指各国货币当局之间在汇率、流动性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包含更广泛的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内容。本章所讨论的金融合作就是其较为广义的范畴。因此，观察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就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

(一)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

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记录了一国与外部世界在一定时期里的经济交易，其中资本和金融项目记录的是资本流动方面的经济活动，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两个子项目。因此，可以借助国际收支平衡表来对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进行观察。

从统计数据看，与移民等活动有关的资本项目长期以来的数值都相对很小^[3]。所以，我们就只观察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金融项目。

表15-1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4]

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www.safe.gov.cn)的统计数据中提供的表格

1.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一直以来，中国在政策上非常注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状况如何呢?

下表给出了1997年到2008年间中国所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状况。

表15-2　1997～2008年中国吸引外资状况　单位:万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年度数据中的“按国别(地区)分实际外商投资额”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作者根据数个年度的数据整理而成。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东盟十国的投资占我们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重非常小，一直不超过10%，而且近年来还有所下降。而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五国是对我们进行直接投资的“主力”，他们的投资额占到东盟十国投资总额的90%以上;其中，新加坡又独占鳌头，投资额占东盟十国投资总额的8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东盟十国进行直接投资。但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较为重视的是吸引外来的直接投资，所以在政策上更多地是对内流的直接投资较为鼓励，而对外流的直接投资有着较为严格的管制。不过，随着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中国企业有着越来越雄厚的实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不断增加。

下表给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表1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年度数据中的“按主要国别(地区)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只有2004年以后的数据;东盟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四国的数据;作者根据数个年度的数据整理而成。

类似于东盟国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处于相对非常低的水平，不足对外投资总额的5%。不过，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很快，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5]

与此同时，东盟秘书处在2009年7月出版的《东盟统计年鉴2008》中有更为详细的中国对其成员国FDI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5-4　2000～2008年中国流入东盟成员国的FDI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The ASEAN Secretarist Jakarta，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July 2009，pp143，Table VI.14.

可以看出，此表中给出的数据与中国给出的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别，差别产生的原因也很难知晓。不过，这张表大体反映了中国在东盟不同成员国投资的相对状况。类似于中国吸引的投资，新加坡也是最大的中国FDI吸收国;印尼、柬埔寨、越南和缅甸也是获得了相对较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则相对获取了较少的中国投资。

2.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

相比较于直接投资，资本项目下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受到中国较为严格的管理。1996年中国就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在经常项目下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但是，鉴于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复杂性和冲击，中国在资本自由流动上采取的是渐进的开放措施。在统计数据上，一方面，由于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这些项目上的资本流动规模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从公开的统计数据上很难找到细分到东盟国家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状况。所以，这里，我们只能利用一些零星的数据来进行观察。

在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在外国发行股票获得的资金，即证券投资项目下的资本流入。东盟国家中，中国较为经常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通过发行股票获得资本，还零星地在泰国、文莱、柬埔寨、菲律宾发行过股票。^[6]

表15-5　1998～2008年中国在外发行股票筹资金额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统计数据/年度数据中的“按国别(地区)分实际外商投资额”中的“外商其他投资(对外发行股票额)”，作者根据数个年度的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利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但其总金额在中国利用股票吸引资本流入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不足世界总额的1%。

相反，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完全自由兑换和中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在发行股票上形成的资本流出还相当有限。除了一级市场，中国与外部世界通过二级市场也在进行着资本交流，主要通过中国在2002年推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2006年推出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来实现。前者是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后者可以向外进行投资。截至2010年6月，共有96家来自全球的机构成为中国市场的QFII。其中来自东盟国家的只有新加坡的6个金融机构和马来西亚的1个机构。而在601只中国已经发行的基金中，属于QDII的基金有15只。这些基金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寻求投资机会。不过，从已有的资料上很难看到它们在东盟国家的投资。

当然，中国还通过外债、债券发行、贷款等形式与外部世界进行资本流动;不过，从已有的信息可以推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通过这些形式进行的资本流动规模还相当小。

(二)货币当局之间的金融合作

与私人部门的金融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似乎要高调得多，较早时期，在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的国家认识到推进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开始了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切实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后，东亚地区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2007～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加速了中国与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迄今为止，中国和东盟国家货币当局之间的金融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

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推进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2000年5月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达成的《清迈协议》。该协议的目标在于建立起一个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网络，以应对区域成员可能面对的短期流动性困难，以补充现有的国际金融安排。主要包括:(1)扩展原有的东盟互换协议(ASEAN Swap Agreement)总额规模。将1977年东盟5个主要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2 000万美元的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全部10国，总额扩大到10亿美元。互换方式为以本币为抵押，对方提供国际上三种主要货币中的任何一种货币;这样就可以为成员国提供必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2)建立东盟成员与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这是CMI的核心，最初由日、韩提出并在中、日、韩三方财经合作框架下建立，最后在中国的引导下推广到“10+3”框架下实施。(3)建立双边国债回购协议网络，目的是以美国国债或签约方政府债券为抵押，增加短期流动性来源。

《清迈协议》成员国从2004年5月开始对《清迈协议》进行评估，并探索提高其有效性的方法。评估包括救援资金数额、形式以及与IMF贷款条件性的关联问题。一个重要的发展是，2005年5月4日，东盟“10+3”财长会议宣布几项强化举措，包括:将区域成员的经济监管整合进清迈协议的框架并进行强化;使互换安排的激活程序更为清晰，并调整集体协商机制;大规模提高互换规模等等。2007年5月第10次东盟“10+3”财长会议又进一步达成了共识，要建立一个基于多边合约的储备池，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清迈协议》的目标。

到2007年12月，双边互换协议的数目达到17个，金额达840亿美元。在2007～2009年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流动性安排上继续合作，不断推出中央银行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签署了总额达230多亿美元的互换协议。

2.建立区域内的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Economic Review and Policy Dialogue，ERPD)

1999年4月，东盟“10+3”财政部长会议达成共识，即通过“10+3”框架来加强东亚地区的自助机制; 2000年5月，“东盟(10)+3”建立了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ERPD)。在这一机制下，“10+3”财长举行年会，讨论政策问题和互换信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副手为年会做准备;副财长层面则一年会面2次，讨论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此外，政府首脑峰会也会定期举行，使各国政治领袖能够直接参与对话。这些对话关注的问题包括在东亚地区协调宏观经济风险的管理、监测区域资本流动、增强银行业和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框架以及提高自助机制等。

这种区域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也是进行金融合作的重要途径，有助于通过较早发现问题、采取迅速的补救行动来防范金融危机。同时，这种安排也为在危机发生时提供及时帮助奠定了基础。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话机制，也都旨在促进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

3.亚洲债券市场

亚洲各国还提出建立一个区域债券市场(regional bond market)，而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一体化区域金融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s)的第一步由EMEAP^[7]成员启动，投资了10亿美元的由主权或准主权借款人发行的美元债券。同年，Asian Bond Markets Initiative(ABMI)成立。2004年，第二阶段启动，并宣布于2005年早期投资20亿美元的本币债券。此外，还积极利用ADB和日本已有的担保机制，为亚洲债券提供信用担保;推动清算、结算、会计、信息披露等债券基础设施建设等。

2009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中国承诺建立一个100亿美元的中国-亚洲投资基金(China-Asian investment fund)。

4.人民币的跨境结算

尽管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但是，如果能够首先推进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范围内的使用，将是一个好的尝试和开端。同时，这也为中国与东盟地区的金融合作提供一定的环境。

中国在2009年7月6日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随后国内银行已在东盟的多个国家进行了人民币结算。7月6日当天，中行雅加达分行与上海分行合作，成功地办理了印尼地区首笔业务; 7月29日，中行上海分行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完成了新加坡当地首单业务; 7月31日，中行马尼拉分行在菲律宾推出了人民币现钞业务。此外，中国还与越南、老挝央行签署了双边结算合作协议。这些都使地区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另外，各种形式的东盟和中国之间的金融援助(financial aids)也构成了金融合作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通过金融援助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国家的资本瓶颈制约。

二、CAFTA启动之后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

2010年1月1日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该地区正式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这对区域内的经贸发展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合作在以往的基础上也需要步入新的时代。那么，如何看待CAFTA启动之后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合作呢?

地缘上的联系使中国和东盟形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贸易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活动也越来越成为双方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2010年，东盟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的第4大出口市场和第3大进口市场。^[8]2009年，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的第4大出口市场和第2大进口市场。^[9]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运行，可以预见，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还会不断增加。但是，从上面对金融合作、尤其是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等方面的观察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资本流动方面的往来是很少的，而且在各成员国中分布很不平衡。那么，从贸易本身的角度来看，它与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有什么关系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比较优势出发，认为各国应该专注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上，比如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或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这样的话，贸易并不必然带来资本流动，也不需要资本流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有两点与金融体系有关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第一，对于一国内部来讲，金融体系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尽管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衰退，但是，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经济体之间在金融上的交往与合作，对他们之间的贸易、各个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着现实的感受。当然，类似于上一点，资本的突然逆转、投资性攻击乃至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会带来严重的冲击。但是，这一点恰恰说明了还应该在金融合作上有所改善。

因此，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创造提供了空间，但是否能够真正地利用好这一空间，需要区域内各国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行业对接等多个角度来实现，而这些都需要金融合作。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可以从资金的有效配置、深化的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在以CAFTA为契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的同时，已经取得的官方层面的金融合作除了循着原有的机制进一步推进外，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

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十年之后，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在2008年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了广泛的冲击波。尽管目前各国已基本从危机带来的经济低谷中开始复苏，但是，这场危机引发的思考却还要持续下去。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各种对危机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就不断“出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声音就是将危机归咎于之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不管这种对中国及亚洲国家引起了“全球不平衡”的指责是否正当，我们还是能够借着此次危机的发生来思考一些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货币合作的问题。

表15-6　2000～2007年东盟及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东盟国家的数据来自The ASEAN Secretarist Jakarta，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July 2009中的50页Table IV.12.;其中没有缅甸的数据，这里就没有列出;中国的数据来自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0)，根据以人民币计量的GDP，按当年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再与当年的经常账户余额一起计算而得。

上表显示了中国及东盟国家近年来的经常账户余额状况。可以看出，除了柬埔寨和越南，中国和东盟国家基本上都有较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方面使这样的贸易格局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另一方面原来的逆差国在危机后需求必然减少或发生调整。这些都使中国及东盟大多数国家需要重新思考其经济发展战略。而CAFTA的启动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样的要求。对外的经常账户顺差长期不可持续的话，就应该在区域内部刺激有效需求、进行大的增长结构的调整。那么，正如上面已经讲到的，贸易和经济的纵深发展就必然需要更加广泛的金融合作。

经常账户顺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这是理解和发展金融合作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图15-1　1997～2009年中国及东盟的外汇储备　单位:百万美元(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 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10);中国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www.safe.gov.cn;东盟的储备由十国数据相加而得，其中个别数据有缺失。

上图非常直观地显示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外汇储备变化。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自2001年开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外汇储备都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东盟十国的年均增长率有14.3%，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35.4%。^[10]到2009年底，中国和东盟国家储备总额超过发展中国家总额的一半，占世界储备总额的1/3强。根据传统的外汇储备需求理论，这样的高额外汇储备已经远远大于根据进口额核算的适量水平。因此，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已经将外汇储备看作是一种保险基金，是防范危机冲击的有效保障(Aizenman，2006)。所以，在从危机中复苏以后，他们都热衷于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而且大部分储备是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的。

那么，如此高额的外汇储备会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带来什么影响呢?

首先，高额的储备显然是货币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开始推进的。因此，如何通过区域内的合作防范投机性冲击、抵御资本外流可能带来的汇率波动、金融体系崩溃等风险，是货币合作的重要任务。正因为这一点，无论是《清迈协议》，还是后来的各种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有了丰富的以美元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就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区域内的彼此互换安排提供流动性支持。

第二，反过来，有效的货币合作应该能够减少成员国对储备的需求。持有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一方面，积累储备的经常账户顺差推迟了本地区的消费，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占用的外汇资源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收益要高于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因此，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并不一定是一个最优选择。通过货币合作，使成员国可以一定程度上共享外汇储备，可以为减少储备积累提供保障。同时，从当前的资本流动状况看，中国及东盟地区一方面通过外汇储备向外流出资本，一方面又在吸引着成本较高的资本，进行着这种资本的“体外循环”。如果能够通过金融合作将这种循环变成“体内循环”，也是金融合作一个需要探讨的方向。

当然，由于中国拥有绝对多数的、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这方面的合作中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角色，为整个区域的金融合作发挥出大国应该发挥的作用。

第三，在以外汇储备为基础推进货币合作的同时，更应该做的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探讨更长远的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全球不平衡”之所以成为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对象，除了贸易上的不平衡外，还因为大量的外汇储备以资本的形式流入美国等市场，带来了极为宽松的货币环境，进而为不断积累的资产价格泡沫提供基础。而当泡沫破裂、危机发生之时，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里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此，危机开始不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和反思就不断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也是很多国家积累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原因。那么，如何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呢?中国、以及中国和东盟地区的金融合作，应该在推进改革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也符合自身的利益。

另一个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是进入2010年以后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的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而且，因为欧元区一直是以成功的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被认为是达到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境界——统一货币，这似乎也成为其他区域进行货币合作所隐含追求的最高目标。例如，对于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就有过关于“亚元”之类亚洲统一货币的畅想。但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最优货币区”是否能够存在?应该怎样存在?对于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而言，如何选择和实行适合自身的区域货币合作，是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而中国，作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在领导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上无疑承担着重要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和东盟之间，应该以CAFTA为契机、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不断推进金融合作向纵深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这既是中国在区域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她进一步承担在世界上的大国责任的基础。

三、如何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

认识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就需要具体地进行探索和实施。当然，从第一部分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在CAFTA启动前的2009年10月，“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就在中国的广西南宁举行，参会各方最后发表《共同宣言》，提出了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促进区域内资本合作三大目标。可以说，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长期、宏观目标。在这三个目标的指引下，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金融合作需要在具体层面展开。

(一)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层面

显然，私人部门扩展金融合作的空间还很大，而且也很有必要，正像上一部分已经分析过的。根据Cowen等人的研究，在金融合作上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如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本国资本市场监管等(Cowen et al，2006)。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各自的金融体系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推进已有的资本流动。

从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都相当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一方面，从前面的数据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很有限;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对出口制造业的政策倾向等方面比较接近，所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存在竞争(余淼杰，2008)。因此，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彼此间的直接投资就有很大的潜力和必要性，所以，应该创造政策环境使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相互间的投资得到进一步发展，既为资本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也为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提升创造条件，并且反过来利用自由贸易区提供的机会。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形成了一大批资本雄厚、技术、管理水平先进、具备对外投资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应该积极利用东盟国家各地的资源、技术等比较优势，进行直接投资。

在其他资本流动方面，应该加快推动跨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资本市场的培育，打造区域金融市场的“高新产业链”。政府可以加大力度支持金融机构相互投融资、银行进行跨国机构建设等，形成有清晰监管理念、完整金融机构设置的中国—东盟跨国金融体系。

而且，除了传统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金融合作方式，我们还应该探讨其他形式的合作，如对合资企业的入股、经营模式，BOT、跨国并购等。

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还应该促进金融人才上的交流，这是金融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该更广泛地开展人才上的交流，为人才流动提供更多的政策，甚至是针对区域内国家人才流动的特殊政策，例如在收入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安排等。

另外，亚洲地区已经为亚洲基金做了很多努力，还应该继续推进。

(二)官方层面的货币合作

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通过加强对话机制的效率，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促进和加强合作。

1.《清迈协议》下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和多边化机制已经开始运行，这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合作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金融合作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第一，今后在具体运行该储备库和多边安排中，必然会碰到很多实际问题。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推进该机制的良好运作，是未来的主要工作。第二，该储备库目前的规模是1200亿美元，随着各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可能需要继续调整这一规模。第三，前面已经讨论了有关外汇储备的问题，中国及东盟国家应该通过储备库的合作来重新评估外汇储备的作用，并能够通过货币当局之间的有效合作降低对储备的需求，改进对外汇储备的管理。第四，在目前的机制下贷款的启动有20%是与IMF的贷款条件脱钩的，未来可能还需要对此进行调整，以使这一机制更具有灵活性，适宜于区域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2.继续完善区域对金融风险的监控与风险预警系统。这方面东亚地区也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这一工作应该是持续的、动态的，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向有关方面发出预警信号，为提前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提供客观和充分的决策依据，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之内，防止风险进一步发展和蔓延。而且，在不断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私人部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该区域的资本流动必然要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何对这些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测，也需要区域国家在未来的金融合作中不断探索。具体地，这一系统的设计可以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方面进行。定量指标可以考虑从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等方面进行;定性指标可以考虑从重大危机事件等方面进行。同时还可以将风险预警等级化，分别给出不同的预警信号。

3.继续推动区域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建设。东亚地区已经在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因此，应该继续推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此外，区域资本市场的建设也可以开始被纳入金融合作的发展范围中。通过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合作，区域内成员国面临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都能得到控制，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这一点也与促进私人部门间的资本流动相呼应。另外，与这一合作直接相关的问题还有，一是各成员国内部金融市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只有各国内部构建了较为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融合才有可行性。二是各成员国在资本账户开放上的改革进程，如何使这一改革进程适应区域金融市场建设的需要，是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的。

4.有关货币和汇率方面的合作。随着CAFTA的启动，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使人民币区域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前面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因此，为了推动自由贸易区内的结算便利化，今后应该进一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银行推广跨境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与东盟国家货币之间的汇兑业务，推动人民币逐步成为这一区域的结算货币。而且，这对于推动中国和东盟的金融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民币成长为区域货币，会使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具有资金基础，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如果人民币能够成长为区域储备货币，还有可能为区域在外汇储备上的合作创造新的条件。

与货币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汇率。事实上，有关汇率合作的内容一直是东亚国家金融合作的一个考虑。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为该区域国家货币的危机。当时，除了人民币一直坚持不贬值外，其他货币都纷纷贬值。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30%左右，韩元贬值近40%，泰铢贬值超过40%。之后的金融合作也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危机重演。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东盟国家还没有就汇率合作达成什么具体的方案。而随着未来可预见的区域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为了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继续探索汇率合作的方式。然而，2010年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又增加了人们对汇率目标区、最优货币的担忧。因此，中国和东盟在汇率合作上还需要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逐步推进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合作(赵锡军等人，2007)。

5.本章一开始界定的“中国”只包括大陆地区，然而，今后为了推进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也需要同时促进大中国区域本身的金融合作。在地缘政治上，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都属于大中国区域，它们的经济总量十分可观。在经贸、金融活动中，香港、台湾都与东盟国家有着深厚的联系。因此，整个大中国区域的金融合作对于促进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现在，香港和澳门都已经回归中国，台湾也刚刚在2010年6月底与大陆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这都为大中国区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制度条件。另外，香港作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为内地在金融体系建设上提供经验和支持，也可以在与东盟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大中国区域的合作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也对促进本区域的和平、稳定有重要的影响，而这是任何金融合作必须依赖的基础。

6.区域合作的成功取决于各参与方的协调和努力。因此，在今后的合作中，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应该在继续推进合作中积极地给予政策支持。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强权，而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目前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外汇储备等各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既有低收入国，也有中高收入国家。因此，在进行互利的金融合作过程中，还需要拓展单向的金融援助，比如低息贷款、债务豁免等。这样的援助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推动整个区域的平衡、协调发展。显然，随着经济的不断成长，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承担起相应地责任。

与此同时，还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在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中与日、韩的合作，这是东亚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并且已经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做出很多贡献。因此，中国需要继续与日、韩在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中协调、共同努力。其二是注意与一些区域、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合作。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它已经在过去的金融合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还会在东亚的金融合作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还有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我们在金融合作中既可以从它们的运行中学习经验，也可以通过与这些组织的合作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区域合作。

以上我们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和官方层面的金融合作给出了一些今后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两者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这些合作都需要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然而，在推进合作中一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而且，这些困难和挑战还不仅仅存在于金融层面，而可能涉及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

四、推进金融合作中的困难和挑战

认识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探索金融合作的可行路径，都仍然不可能避免在推进合作中会面临困难和挑战。而且，这些困难和挑战还不仅仅存在于金融层面，而可能涉及到政策、社会诸多方面。因此，应该正确认识这些可能的困难和挑战。

正如上面已经讲到的，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彼此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程度上也各不一样。既有像新加坡这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存在的国家，也有实行着较为严格的资本流动管制的中国，还有金融自由化程度在近年来反而在下降的马来西亚。很多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也不完善，金融发展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缺陷。而如果要推进资本流动，就必须在金融发展中采取一定的政策。那么，如何处理好开放与管制、平衡好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和本区域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需要这些国家政策制定当局解决好的问题。

而且，在促进中国及东盟国家之间内部的资金循环的同时，如何仍然能够不断学习和利用在欧美日等国已经积累的科技、管理等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资本往往伴随着技术。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在很多框架下和机制下被推进，除了东盟组织之外，还有像APEC(21个成员)和ASEM(43个成员)、EMEAP(中央银行之间的论坛)这样的组织。各个组织都会讨论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合作，当然还有包括中国、东盟的更广泛的金融合作。但是，这样的“政出多头”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各个机制对金融合作的讨论和贡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通过增加各个组织、论坛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高运行效率。

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的推进有一定的“危机”驱动的模式，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发生会成为加速推进合作的催化剂。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是，如何将金融合作纳入到更为常规的日常工作中;第二，在金融合作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对金融体系的监控和预警机制，这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最直接的方法。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怎样认识金融监管也变成了一个问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就使人们认识到原有金融体系监管框架下的诸多问题。因此，先解决怎样监控和预警这些问题，是继续推进这方面金融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这是东亚地区推进金融合作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完美的答案，毕竟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认识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但是，尽可能地跟踪有关金融监管的研究和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手段。

中国与东盟国家如果推进在货币(汇率)上的合作的话，还需要考虑在宏观经济上的协调。而显然，该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可能面临的冲击有所不同，在宏观经济目标上也不尽相同。而且，汇率合作也是以金融合作为前提，没有良好的金融一体化环境，也就没有进行汇率合作的环境。

虽然东盟是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组织，但是其成员在文化、宗教、资源等方面都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在法律制度、监管、税收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各国国民之间对彼此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这增加了推进合作的难度。需要我们注意到对不同地区要选择和制定不同的战略。

五、总结

中国和东盟国家随着自由贸易区(CAFTA)的启动进入了区域内贸易发展的新阶段，这也同时给该区域的金融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要求和挑战。本章就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们首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近十年来的金融合作进行了观察，包括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状况，也包括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状况，这是进一步探索金融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该区域在官方层面开展的货币合作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对话机制的建立到互换协议的签署，增强了区域共同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然而，相对而言，区域内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如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则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集中在一些国家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我们应怎样认识该区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促进贸易和经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与此同时，世界及区域的经济环境变化也需要被考虑进来。毕竟，CAF-TA本身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本章分别讨论了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对本区域进行金融合作的影响。

第三节则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当然，这里主要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最后，我们还指出了在推进本区域金融合作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诸如政策选择、地区差异之类，这是在有效进行金融合作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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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ohn，Injoo East Asia’s Counterweight Strategy: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G-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No.44，March 2007.

【注释】

[1]本文如不做特别说明，“中国”指的都是中国大陆地区。

[2]数据来自东盟官方网站www.aseansec.org的统计数据，是2009年的数据。

[3]资本项目包括资本转移和非金融资产的收买和放弃。其中资本转移指固定资产所有权转移，同固定资产收买和放弃相联系的或以其为条件的资产转移，债权人不索取任何回报而取消的债务。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收买或放弃是指各种无形资产如专利、版权、商标、经销权以及租赁和其他可转让合同的交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库(IFS，2010)，1996年以前的资本项目净额都是0; 1997年以后数值也相对较小。不过，这里所涉及到的官方援助，会单独拿出来放在货币合作中来观察。

[4]这里是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节选和经调整的表格;为了分析的简单，这里去掉了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只是单列出基本类型。

[5]对增长率的计算还参照了来自于东盟官方网站(www.aseansec.org)上的统计数据。

[6]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信息，在1998～2009年间，中国在泰国发行股票4次总计735万美元;在文莱2005年发行10万美元;在柬埔寨1998年发行80万美元;在菲律宾2005年发行5万美元。

[7]EMEAP是指“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The Executives Meeting of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Central Banks)”，成立于1991年，由日本发起。其成员机构包括: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印度尼西亚银行、日本银行、韩国银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菲律宾中央银行、新加坡金管局和泰国银行。

[8]统计信息来自商务部网站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g/date/n/201005/20100506932272.html。

[9]统计信息来自东盟官方网站http://www.aseansec.org/18137.htm中的Table 19。

[10]这里计算的是从2001年到2009年共8年的年均增长率，公式为: agr=exp(1/8*(ln(2009)－ln (2001))－1;数据来自东盟十国外汇储备总额和中国的外汇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