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代花雅之争后,昆曲逐渐走向衰落。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在他《唱曲要解》中说:“先父初习度曲,其时能知唱法者,已寥寥无几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已没有一个职业昆剧团。1955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疗养期间,发现了浙江国风苏昆剧团这一硕果仅存的职业昆曲演出团体。他们看完演出后,马上找到文化局,希望能争取一些资助。但结果令人失望。对于国风这样的私营剧团,政府只能由它自生自灭。经过他们的积极奔走,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亲笔写信,交给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邀请国风苏昆剧团晋京。这才有了《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1956年4月,国风剧团改名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踏上了进京演出的征途。《十五贯》在北京的演出竟十分轰动。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了舆论的极点。
当时,北京、天津、沈阳等大中城市的京剧、评剧、川剧、话剧等11个剧种争相改编演出《十五贯》。北京、上海等各地相继成立昆剧院团,昆曲就这样复活了。
《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人民日报》1956年5月18日)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国风”最初并不唱昆曲,也不在杭州。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疮痍,民不聊生,昆剧演出团体仅存金华地区半职业性的“民生乐社”和以苏滩艺人朱国梁领班的“国风新型苏剧团”(被称为半副昆班)。国风苏剧团最初唱苏剧而不唱昆曲,在上海“大世界”等场所演出。传字辈艺人周传瑛在“仙霓社”解散后,一度充当“拍先”糊口。民国三十二年(1943),他经师兄王传淞的引荐,加入国风苏剧团,随剧团在苏南、浙北一带农村集镇演出,开始了艰难的“江湖班”的卖艺生涯。当时“国风”深受观众欢迎的五本大戏有《活捉张三郎》、《活捉王魁》、《还魂记》、《西厢记》、《贩马记》。除《活捉王魁》外,都是苏、昆夹唱类剧目。由于昆剧“传”字辈艺人的不懈努力,昆曲才能衰而不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www.xing528.com)
《十五贯·访鼠测字》周传瑛(右)饰况钟,王传淞饰娄阿鼠
当时,考虑到昆曲发源地是在江苏昆山,“国风”的演员有不少是出生苏州的传字辈艺人,他们曾经试图投奔昆山和苏州,在那里注册登记,正式成立“国风苏昆剧团”。但由于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以种植稻麦油菜为主的昆山,经济力量很薄弱,再加上在县里执政的都是渡江南下干部,他们对昆曲没有任何认识,“国风”就这样与昆曲发源地失之交臂。据说“国风”也曾去苏州寻找归宿,同样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去了杭州,终于在杭州站稳脚跟,不仅抓住机遇,以一出《十五贯》在昆曲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还培养了“世”字辈演员,使昆曲薪火相传。
《十五贯》在杭州而不是在昆曲的故乡复活,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如果没有袁牧之、丁玲、田汉、沙文汉和接纳“国风”的杭州地方领导的远见卓识,如果不是王传淞、周传瑛等“传”字辈艺术家的锲而不舍,昆曲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今天,我们要振兴昆曲,让这件“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代相传,仍需有识之士付出极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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