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苏州派昆曲领袖

68　李玉何以成为苏州派领袖

江山不幸诗家幸。清初，在刚刚改朝换代的苏州，作家们秉承昆曲传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传统，更多地关心现实题材，写出了大量寄托亡国哀痛和民族感情的作品，一扫浮艳绮靡之气，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

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家群应运而生。

李玉何以成为苏州派的领袖？用今天的目光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李玉是明清传奇作家中写作剧本最多的作家。李玉出身低微，父亲曾是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他也因此受到压抑，不得应试科举，到明末始中副贡。入清后，他无意仕进，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剧作见于各种曲目书中的有四十二种，现存完整的剧本有十八种。李玉的剧作可以分为前后期。前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一笠庵四种曲》，也就是《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一人永占”。后期作品较多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或者直接从苏州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代表作有《千钟禄》、《万里缘》等，以《清忠谱》影响最大。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评价：《清忠谱》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事俱按实”的历史戏，对于后人的剧目创作有很大影响。李玉的作品题材广泛，构思新颖，声情并茂，所以能倾动当世，不少作品至今还在昆曲舞台上演。

二、李玉的《清忠谱》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迅速反映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名剧之一。《清忠谱》以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暴露了以魏忠贤为首的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息。与此同时，还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的英雄形象。他们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当。把市民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是过去戏曲史上所未曾有的。在周顺昌身上，集中体现了东林党人清廉公正、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当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逮捕时，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周顺昌却独往江边送行，并和他联姻。当阉党的爪牙正在庆贺魏忠贤生祠落成时，他却冲进祠堂，大骂他们是“豺狼满朝”、“鸱号满巢”、“只贻着臭名儿千秋笑”。被捕后，在严刑逼供之下，他一面痛骂魏忠贤“欺君虐民，残害忠良”；一面表白自己“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在就义之前，他仍然高呼：“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

清刻本吴伟业《清忠谱序》

清刻本《一捧雪》(www.xing528.com)

清刻本《人兽关》

清刻本《永团圆》

清刻本《占花魁》

三、李玉的剧作在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笔下，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情节安排紧凑严密，场面描写宏伟活跃。擅于利用有限的舞台空间，表现广阔的群众斗争场面，把群众与个人、明写与暗写、前台与后台巧妙结合起来。李玉精通音律，所作曲词遵守格律而且流畅自然，雅俗适中。作品中常常出现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例如《千钟禄》中“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一段，始终广为传唱，乃至有“家家收拾起”的俗谚，形容昆曲的繁盛。

李玉的剧作，尤其适合社会舞台的演出，所以深受职业戏班的欢迎。冯梦龙在《墨憨斋重订永团圆传奇叙》中说：“初编《人兽关》盛行，优人每获异稿，竞购新剧，甫属草，便攘以去”。看来票房价值也是不低的。

苏州剧作家朱素臣、朱佐朝、邱园、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人与李玉有密切的交往，甚至共同合作，《清忠谱》便署名“同里毕魏万后、叶时章稚斐、朱確素臣合编”。他们声息相近，形成一个戏曲创作流派，是顺理成章的。

以李玉为领袖的苏州派作家，在作品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他们对于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充满了信心，相信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的治国功能。封建制度的病态，不过是悖逆伦理道德的邪恶势力侵袭了健康的肌体。只要“明王在世”，由既清且忠的官僚重掌朝纲，就可以实现道德重整、秩序重建，治愈痼疾，获得新生。他们希望所有的故事都有这样的结局——逆贼受到惩罚，忠臣扬眉吐气，朝廷政治重又获得新生。也许，这样的创作思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陷入泥淖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