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士人们进身之阶的科举活动停止了，知识分子的处境显得颇为狼狈。他们的才华和学识难得“货与帝王家”，便无奈地放下了读书人的架子，向芸芸众生靠拢，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他们写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这个变动，促使许多士人为戏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元杂剧的蓬勃发展就是明证。而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昆曲的全盛时期，传奇作家们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多达两千五百余种。其中当以梁辰鱼的《浣纱记》为代表。
《浣纱记》全剧共四十五出，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作为剧作的贯串线，写出了春秋时吴国和越国的斗争。吴国君臣骄傲自满、淫逸放纵，由强盛转而败亡。越国君臣在失败后却同心协力，发奋图强，终于灭亡吴国。吴越相争的历史故事，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尽管它有些拖沓，过分讲究词藻，强调“文采”，张扬典雅，但毕竟跌宕起伏，很能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演唱的剧本，是开山之剧。
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浣纱记》是剧本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一部，但是在《浣纱记》问世的同时，张凤翼的《红拂纪》、高濂的《玉簪记》、汪廷讷的《狮吼记》等传奇，也在流传。《浣纱记》并非唯一。
那么，《浣纱记》开山之剧的位置该如何确定呢？
清代词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谈到魏良辅改革南曲时曾说：“时邑人魏良辅能喉转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我们从“伯龙填《浣纱记》付之”这句话不难看出，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首先是为昆腔而写的。他的目的，是要将“被之弦索”的昆曲上演于传奇舞台。无论如何，他做的是一件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事情。
《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在梁辰鱼之前，以这个题材写戏剧的有关汉卿的《进西施》、宫天挺的《越王勾践》等杂剧，可惜已全部失传。梁辰鱼将《吴越春秋》改写时，魏良辅正借助张野塘的力量，对昆曲音乐伴奏的改革处在“十年不下楼”的阶段。梁辰鱼是魏良辅的学生，作为一位“独得其传”的弟子，他与师傅之间有着很多的艺术默契。一个在文学剧本方面努力，把唱词填写得更加高雅；一个在戏曲音乐方面努力，把旋律设计得更加细腻委婉。只有彼此配合，才能实现唱腔设计和戏剧情节的珠联璧合。
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
魏良辅在明嘉靖初年流寓于太仓、昆山一带时，已广收学生，梁辰鱼为什么能“独得其传”？这是因为梁辰鱼与众不同，他甚至被誉为全才。梁辰鱼既是剧作家，又是清曲家；既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也掌握娴熟的音乐技巧。显然，正因为他是第一个把魏良辅改良后的昆曲用剧本演绎的，魏良辅才对他格外看重。(www.xing528.com)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昆山人张大复与梁辰鱼交往不少。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中，有这样详尽的记载：
往见梁辰鱼教人度曲，为设广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两两三三，递传叠和，一韵之乖，觥军如约。尔时骚雅大振，往往压倒当场。其后则顾靖甫掀髯徵歌，约束甚峻，每双环发韵，命酒弥连……
显然，梁辰鱼也成了老师，在昆山片玉坊（今南街）收授徒弟。在以梁辰鱼为“西席”的课堂上，歌者对昆曲曲律的约束非常严格。张大复所记，当是亲眼所见。他又说：
梁辰鱼……作《江东白苎》、《浣纱记》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律，陈棋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谓之昆腔。
这里所说的“杂转之”、“金石铿然”，无疑包括了他在写成《浣纱记》以后，如何切磋音律，运用昆曲伴奏乐器，使之在演出中获得最佳效果，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实验。
明末清初名士吴伟业在《琵琶行》中写下诗句：“百余年来操南风，竹枝水调讴吴侬。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这让人明白，魏良辅是昆曲第一个改良者，被誉为“曲圣”，而梁辰鱼则是昆曲开山之剧的创作者。正是《浣纱记》的成功，使梁辰鱼享誉剧坛，“为词家所宗”，以至“取声必宗伯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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