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百问：遂园唱曲的象征意义

43　遂园唱曲象征着什么

昆曲的盛衰，无疑是跟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康乾盛世，工商业发展，城镇繁荣，社会风尚变化，促进了花部的崛起，但昆曲仍呈现独特的魅力。清代松江华亭人董含苦心经营54年才成书的《三冈识略》，是明清诸多笔记中颇具特色和史料价值的一种。其中《遂园禊饮》记载了康熙年间遂园演唱昆曲的盛况：

遂园为尚书别业，亭池宏广，竹林深秀。当天气清和，诸贤列坐其间，清醇在壶，嘉肴载御，管弦迭奏，舞袖双回。

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家，在昆曲发源地昆山。遂园，位于玉峰山北麓，是他的私家园林。当年康熙皇帝玄烨南巡时，曾经到过昆山，兴致勃勃地登临玉峰山，并且以文笔峰为题，写下了颇有气派的诗句：“万里人烟春意浓，菜花麦莠滋丰茸。登高欲识江湖性，染翰留题文笔峰。”康熙在蒙蒙细雨中下山去往遂园。沿途挤满了争相瞻觐的百姓，人们齐声欢呼，气氛很是热烈。据说，那天他还与盛符升、尤侗等江南元老一起，在遂园观看了昆曲演出。

康熙时，昆曲演出在京城仍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也是那位董含，在《莼乡赘笔》中这样记载：“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内荡平，宜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收复台湾，完成了统一大业，人们居然将活虎、活象、真马搬上舞台，配合演出昆曲，可见庆祝活动之隆重。(www.xing528.com)

1784年，乾隆皇帝六十寿辰，为此决定从“苏、杭、扬三郡数百部”中挑选出一支极其精干的演艺队伍，进京作最高水平的演出。龚自珍在《定庵续集·书金伶》中记叙了这件昆曲史上的盛事。当时由苏州名伶金德辉用“集腋成裘”的办法，组织了一个集秀班。其中最关键的人物——笛师，是昆山人，可惜龚自珍没有写下他的名字。其他要员有来自苏州、杭州和扬州的，均为昆曲活动的中心区。集秀班的演出，无疑很成功，“队既成，比乐作，天颜大喜”。一直到嘉庆年间，集秀班仍活跃在京城，尽管那时候昆曲已渐渐走向衰落。而在广东、江西等地，也有“姑苏集秀班”、“湖南集秀班”、“宜黄集秀班”，借用了集秀班的重大影响，在四处演出。

乾隆年间，昆曲发源地演唱水磨腔的风气，显然比别的地区更盛。《苏州竹枝词》写道：“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千金浪掷爱名优，多买歌童拣上流”。演唱昆曲从明代起就自然而然形成了社会风俗，不需要刻意追求，优伶则成了一种土特产。

悲剧名著《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他的《平阳竹枝词》中曾有这样一首：“太行西北尽边声，亦有昆山乐部名。扮作吴儿歌水调，申衙白相不分明。”描绘了河北、山西一带当地演员学唱昆曲的状况。他们模仿吴地口音，唱着水磨腔，虽然不太纯熟，也未必知晓以演唱《鲛绡记》闻名的申时行宰相衙门，但是不难看出，昆曲在清代康乾年间的太行山依然很风行。有资料表明，一直到近代，山西的梆子戏演员仍然能演唱十几出昆曲折子戏，包括《长生殿·小宴》、《满床笏·卸甲》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昆曲作为百戏之祖，至少是一种品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