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茅民国时期就兼有大量社会工作、政治背景复杂的情况不同，巴、老、曹三位应该属于比较“纯粹”的实力型作家，他们解放前的小说、戏剧广为人知。巴金（1904—2005）50年代后写的散文、游记和观感数量惊人，他怀着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写了很多文学价值较低的作品。唯有短篇小说《团圆》尚且可读（后改编成著名电影《英雄儿女》）。革命和工人两个家庭在朝鲜战场的奇遇，被“悲欢离合”的传统文学模式渲染得动人心魄，擅长抒情的作者仿佛又回到自己辉煌的文学年代。巴金1958年暂时被“冲击”，但大部分时间里是受到信任的。他擅长写旧式大家庭中为新旧观念矛盾所困的青年男女，而这类人物在新时代已不存在，这使作家一直没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主题和题材，白白浪费了才华。
老舍（1899—1966）出身贫寒，他对新社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兼“自我优越感”。他写作势头生猛，先后有《龙须沟》《茶馆》等几十部话剧问世和上演。这些作品以“新旧社会”对比的叙事方式，讴歌了新时代给北京人民生活带来的新变化，但它们对“旧社会”人物的生动描写和对“新社会”的勉强成笔仍给人留下某种不安的感觉。这种写“旧社会”艺术成就明显强于写“新社会”的奇怪现象，后来也发生在60年代初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读者发现，那些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北京满族阶层的各类人物，才是作家最熟悉和表现上最拿手的艺术形象。虽然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在新社会如鱼得水，但他的性格气质却还停留在传统社会文化氛围中。老舍1966年因被斗受辱而自杀，与他对新时代并不真正了解恐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曹禺（1910—1996）年少成名，23岁就写出了20世纪中国话剧史上最杰出的作品《雷雨》。解放后，他的创作水平难以为继。为了与“旧社会”划清界限，跟上新时代潮流，他反复把《雷雨》剧本修改了五遍。结果鲁大海的戏大幅度地增加，作品失重，使两位男主人公周朴园、周萍相形之下黯然失色。[17]但曹禺仍有两部“新作”问世。在周恩来、陈毅的热情敦促下，1954年他写出三幕六场话剧《明朗的天》，1960年写出五幕话剧《胆剑篇》。《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准备素材，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上上下下采访和观察各科大夫，塑造了凌士湘的形象。这几部剧本的结构、语言仍保持了曹禺一贯的严谨、深刻和寓言性的风格，但内容明显缺乏《雷雨》《日出》等的震撼性。连一向关心并兼任他作品戏迷的周恩来也直接道出了不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曹禺“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胆小了”。[18]打倒“四人帮”后，曹禺曾向人吐苦水道，那时老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压得透不过气来，哪敢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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