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当代作家郭小川、贺敬之、何其芳的文学成就

在赵、柳之外，来自解放区而成为“主流作家”的还有许多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郭小川、贺敬之和何其芳等。

某种意义上，郭小川、贺敬之是“十七年诗歌”的“奠基人”。没有郭、贺二人，可以说就没有“十七年诗歌”。郭小川（1919—1976）在延安时就教于艾青，但没有诗名。但他将革命时代生涯与建国后现实的接轨，要比赵树理、柳青都来得自然，这使他写下了《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甘蔗林—青纱帐》等一大批激励了共和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抒情诗。这种以回忆革命斗争为题材、以讴歌新社会为主题、以极其亢奋的情绪为抒情基调的诗歌奠定了“十七年诗歌”的基础。“我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动起笔来，那就是由于这种信念催动了我的心血”（《望星空》）。由于郭小川为人过于认真，他逐渐发现新社会的有些东西与战争年代人的单纯高尚并不合拍，于是他在《人民文学》1959年第11期上发表的长诗《望星空》中流露出这种不安，并在政治上栽了跟头。但诗人执拗的情绪还在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和《将军的爱》等中顽强延续。作者被革命／人性、战争／道德这些二元矛盾弄得焦躁不已，他笔下青年革命者信念与自责的矛盾，在“十七年文学”中是非常刺眼和罕见的。郭小川诗感极好，用语饱满动人，叙事诗成就明显在抒情诗之上。贺敬之（1924—　）也是政治抒情诗人，但他在姿态上可能比郭还要夸张。他的《放声歌唱》可为一例。但他的短诗《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它们糅合了古典诗词和革命情怀的合理因素，并把奔放的情绪并置其中。但他对现实生活缺少审视能力，《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的滥情实在令人不快。

何其芳（1912—1977）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他的经历最为奇特，早年就读于北大，抗战爆发后与卞之琳等游历各战区之后，独自留在延安并参加了革命。《讲话》发表后去重庆试图说服胡风等左翼文人，被拒绝后，加入攻击胡的阵营。解放后他是“周扬派”核心成员，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所所长。50年代后期专心研究《红楼梦》和古代文学，对文学所的资深学者比较宽容。他写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一些内容空洞的诗，但很快明白过来，这就是《回答》一诗诞生的复杂原因。“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吹得我的帆船不停地颤动；／我的心灵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回答》）何其芳与赵树理、柳青等有所不同，他们虽然都来自解放区，但何其芳是在“五四”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接受思想和文学教育的。他虽然参加了革命，有革命者的激烈立场，如批判胡风时的表现，但他“旧文人”的底子还在，时不时要露出来干扰他在解放后的创作和研究。这种左右摇摆性，在周扬等一代从都市到解放区的作家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是他们与赵树理、柳青等人的根本区别。有人认为，这是“解放区作家”精神世界中还没有完全剔除的“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内在冲突”造成的。^[14](www.xing528.com)

从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小说家和诗人还有丁玲、周立波、李季、阮章竞、严辰等人。另外，值得提到的还有“十七年”散文的“三剑客”，如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他们传播甚广的散文作品，对“十七年文学”的构造，也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