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成功案例

随着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构成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文学来说，长期由城市知识者或后来所说的“国统区作家”控制的文坛，将改由大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所控制。1949年后，“解放区作家”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赵树理也许是受益最多的作家。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他自小受父亲组织的乡村剧团影响，师范毕业后并不顺利，还有过自杀经历。40年代参加革命后，其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因符合《讲话》标尺要求和充满农民幽默感而广受好评。周扬曾有“赵树理的方向”的评价。解放后，胡乔木把他弄到中南海，为他开列一批马恩列斯毛和外国名著，希望他成为新中国的高尔基。为农民说话是赵树理写小说的根本立足点，所以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正好合拍。但解放后要求他把“翻身农民”急剧拔高成“社会主义新人”，这就与他的根本点和朴素的写作风格出现了冲突。50年代后，他写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张来兴》《求雨》《三里湾》，还写过鼓词和上党梆子等通俗作品。赵树理的“小说艺术”仍然受到赞扬，茅盾认为他解放后的创作“由明朗隽永转向含蓄沉郁，形象鲜明的绰号也很少见到了”^[10]。“沉郁”不是指其艺术风格，而是赵树理解放后现实心境的变化，他发现“合作化”“大跃进”运动损害农民的作为与他的创作初衷背道而驰，这使他非常苦恼。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笔下“新人物”在作品中的比重日益减少，而“中间人物”形象愈加凸显，同情很快向后者大幅倾斜。(www.xing528.com)

赵树理似乎越来越不关心笔下主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对那些脚踏实地的乡村实干家和朴实农民反而愈加倾心。1955年1月，我国第一部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与作者过去的“问题小说”一样，《三里湾》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围绕着问题而设的。因为这又是一篇合乎时宜的小说，具有“主流文学”的鲜明倾向，在1956年2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将它推崇为同类题材中的最佳小说。不过，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该小说没有主人公，这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似乎不怎么合拍。即使写了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王金生，也只是以“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好人形象来塑造的。这种“境界”的下滑，在《套不住的手》里表现更为明显。小说没有作者过去生动明快的故事线，描写的不过是年逾古稀的农民陈秉正的手套失而复得的两个小插曲。76岁的老人陈秉正的农活在当地首屈一指，他做大队教练组长，专门训练不会做农活的妇女和学生，然而作者却热心描绘起老人的双手来。它们“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都刺不破它”。接着笔锋一转，谈起与这双手有关的手套来。1959年冬，他的儿孙为保护这双手，特地买来一双毛线手套。但老人虽然年高，还是劳作不息，手套仅仅露过两次面。一次是去看物质交流会，于是手套派上用场，可他为给队里买木叉，把手套摘下放进怀里，结果弄丢了一只。人们注意到这种描写有违赵树理的创作原则，没有针对性，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位自觉为政治服务的作家对实干朴实的老人倾注了很大热情。联想当时的“浮夸风”，赵树理的用意应该比较明显。一位身处时代主流的作家，令人不解地写起了“非主流”的故事。这种在新时代与农民利益之间犹豫不定的姿态，是他在1962年“大连会议”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