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美国对立和与苏联结盟成为国家的最大意识形态。后来与苏联的决裂则使国家处在更加孤立的状态中。为巩固新中国的存在，就必须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方式是在思想上强化舆论一律，经济上大力发展工业体系和发展农业。国家的主体是政权与工农的合作，知识分子阶层则被边缘化。但知识分子又是文学的主要生产者，他们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就可想而知。这样，文学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一次“文学运动”之后都伴随着思想整肃和“政治运动”，文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之一。“文人”生活虽然有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他们被分配到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但同时，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也被高度组织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就必然地折射着“当代史”，“当代史”又是以非常“文学化”的方式而存在着，这就使“惊心动魄”成为1949到1976年间中国人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醒目、最本质的心理内容。
“《武训传》批判”是建国后第一场文学运动。武训是晚清时代一个靠行乞“兴学”的人物，他幼年时看到一些穷人由于不识字而受欺骗、受压迫，就萌生了要为穷孩子兴办义学的愿望。然而，一个身无分文、目不识丁的农民，要凭他个人的努力实现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的。他从二十岁起打出“行乞兴学”的旗帜，以耍把戏、磕响头、喝脏水、挨打受辱等卑贱方式乞讨钱物，筹资办学。但这种方式积财太慢，又难取信于社会，因此从三十岁起他依托地主豪绅放债，成为高利贷者，以所得利息买地出租。到晚年，他已经成为财富跨越三县的大地主，由他兴办的“义塾”使很多穷苦孩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1928年，陶行知在他编的平民千字文课本里介绍了武训的事迹，说他是个“好人”。1941年，他创办育才学校遇到经费困难，又发起“新武训”运动。1944年，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后者深受感动，于是决定将这个素材改编并拍摄成一部电影。1949年1月，上海昆仑公司收购了摄制权。次年，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映并获得成功。影片送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看后得到肯定，但送毛泽东看时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毛泽东派江青带一个工作组到武训家乡山东省堂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走访很多人后，写出了数万言的《武训历史调查记》。[5]1951年5月20日，经毛泽东大量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尖锐指出了这部影片的“实质”：“《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被批判，是由于触犯了“旧文化”／“新文化”的权威认知模式。此后，这种以“调查研究”为出发点，将“调查结果”集中于政治需要，然后主观罗列被批判者“罪名”的为文和运动方式，贯穿于各种“文学运动”之中，如“《红楼梦》批判”（1954）、“胡适文学思想批判”（1954）、“胡风文艺思想批判”（1955）、“丁陈反党集团批判”（1955—1957）、“写中间人物论批判”（1964）、“《海瑞罢官》批判”（1965）、“《纪要》发表”（1966），等等。这种文学运动形式在80年代前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如《苦恋》批判”（1981）、“清除精神污染”（1983）等等，但由于社会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它变得比较温和，采取的也不再是过去的严厉做法，而且中间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了了之的状态。1985年后，这种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运动”终因时局变化而逐渐消失。
在“文学运动”之外，新型“文学组织”和“出版制度”还为我们勾画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面貌。1949年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学组织相继成立，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担任领导。《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民族文学》等“机关刊物”也先后问世。各省“文联”“作协”跟着成立。与此同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私营印书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被统统“公私合营”或者停办，最后改为国家的出版社。这些组织有严格的党组领导，下设很多管理机构，各类文人把成为它们的“会员”“理事”视为“思想进步”的标志，而犯错误的文人则可能因为各种“问题”而被逐出。作家、文学批评家发表“作品”的权利，与能否获得文学组织的“身份”是密切联系的。以胡风为例，他自从1955年被宣判为“反党集团”的头领后，二十多年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直到1979年“平反昭雪”）。这些文学组织还负责培养各种“工农兵作者”，李准、浩然、胡万春、唐克新、李学鳌、黄声笑等都是这样涌现出来的。因此，只有进入这种合法的文学程序，作家、文艺家们的作品才能被列入各种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如《红岩》《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都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出版过程。[6](www.xing528.com)
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也成为重大问题，它们被认为反映了作家、文艺家们的真实“感情”和“立场”。1958年，邵荃麟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要求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从革命发展中，艺术地去描写生活的真实。它反对粉饰现实，也反对歪曲现实。作家应该具有对人民生活最真切的关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不仅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也需要对生活的高度热情。”[7]正因为将作家立场、感情视为文学的根本问题，并将它们与革命传统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所以，“主题”“题材”也随之被分类命名，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等，强制作者按这种文学生产程序和规则创作作品。1959年和1961年，围绕小说《青春之歌》《金沙洲》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先后出现过关于人物真实性和作品的时代精神的争论。这种对作家创作主题、题材的“敏感”，在“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中达到了高潮。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现象仍作为某个“文学事件”，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作家白桦《苦恋》的批判即为一重要案例。《苦恋》剧本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三期发表，相关电影在1980年底由彭宁执导拍摄完成（更名为《太阳与人》）。该作品引起很大争论，一家报纸明确指出：“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8]不过，与五六十年代不同，80年代初由于“改革开放”已被宣布为新的国策，管理文艺的方式和手段都向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向变化，“主题”“题材”论在日益开放的文学格局中逐渐被抛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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