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60年：传统文化复兴的成果

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情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继承”或“弘扬”传统几乎是不变的、永远“政治正确”的口号。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来说，它具有“元话语”性质。但是，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又一直是困扰我们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文化传统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并体现为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文人趣味和乡村的世风与伦理。

铁凝的《笨花》是一部书写乡村历史的小说。小说叙述了笨花村从清末民初一直到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的历史演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族的历史演变更像是一个虚拟的背景，而笨花村的历史则是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因此可以说，《笨花》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但小说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是向中和的三次婚姻以及笨花村“窝棚”里的故事。因此，《笨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作一部对“整体性”的逆向写作。

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它的关键词是我们不熟悉的：红海藻、门神、梭子花、大铁锅、闰年谣，等等。事实上，在《白纸门》的“引子”《鹰背上的雪》中，这样的关键词出现了49个，而这49个关键词也恰恰是《白纸门》49个章节的标题。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像“箴言”或“咒语”，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迷信”、是非理性，但它却是雪莲湾的民间信仰。《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了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

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之前，中国舞文弄墨的人被称为文人。文人就是现在的文化人。幕僚、乡绅等虽然也有文化，也可能会有某些文人的习性，但他们的身份规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还不能称为文人。在传统中国，文人既是一个边缘群体，也是一个最为自由的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统被主流文化和现代革命所不容。因此，小说中的传统文人气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中断了。9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贾平凹的《废都》、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使我们又有机会领略小说的文人气息。庄之蝶和胡然虽然是现代文人，但他们的趣味、向往和生活方式都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的印记。他们虽然是作家，也有社会身份，但他们举手投足都有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某种“味道”：他们有家室，但身边不乏女人；生活很优裕，但仍喜欢钱财；他们谈诗论画才华横溢，但也或颓唐纵酒或率性而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青年作家李师江的《逍遥游》是一部表达了现代文人气的小说。小说延续了李师江一贯的语言风格：行云流水旁若无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幽默智慧又奔涌无碍。但表面的“逍遥”却隐含了人生深刻的悲凉，它不是“流浪汉小说”，但不确定的人生却又呈现出了真正的精神流浪。在漂泊和居无定所的背后，言说的恰恰是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无辜与无助。活跃在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古代“为万事开太平”的官僚阶层，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名道救世，不启蒙救亡。他们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边缘群体，既生活于黎民百姓之中，又有自己的趣味和交往群体。他们落拓但不卑微，我行我素但有气节，大有明清之际文人的风采。(www.xing528.com)

贾平凹的长篇《高兴》，是贾平凹第一次用人名命名的小说。按照流行的说法，《高兴》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这个自命不凡、颇有些清高并自视城里人的农民，也确实有普通农民没有的智慧，但高兴毕竟只是一个来城里拾荒的边缘人，他再有智慧和幽默，也难以解决他城市身份的问题。有趣的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传统小说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刘高兴和妓女孟夷纯都生活在最底层，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他们情感以浪漫特征。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我们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的故事，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功夫。

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叙述的故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万泉和生活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两个时代。但时代的大变化、大动荡、大事件等，都退居到背景的地位。我们只是在乡村行政单位建制、万泉和的身份、批斗会现场和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中，知道小说发生在“文革”背景下。但进入故事后我们发现，后窑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风俗风情仍在延续并支配着后窑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也没有因为是“文革”期间就改变了性情和面目。我们在好逸恶劳的“新娘子”万里梅、风情万种轻佻风骚的刘立、简单泼辣又工于心计的柳二月、心有怨恨又无从宣泄的裘大粉子等乡村女性那里，鲜明地感受了乡村中国前现代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图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些人物的性格或性情也没有因此而改变。

大概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一句顶一万句》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对“说话”如此坚韧地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

新世纪对中国文学经验的讨论展开多时。值得注意的是，当都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人口加速膨胀的今天，我们却没有获得属于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那些时尚或新潮的都市生活，只是在最浅表的层面表达了一种情感狂欢。真正的中国文化或文学经验，还是隐含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文化传统，这个总体性的幽灵，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就是这样在不断被重构和建构中“复兴”并支配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