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多元历史的见证

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发表后，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几乎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但是，这个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而且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上塘的历史已演化为一份“村志”，那客观性的记录或有意滤去的历史建构，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面对历史的困境；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榨村的历史几为真空。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新世纪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碎裂，在莫言、阿来和贾平凹的创作中最为明显。

莫言是80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已经成为文学经典被写进了文学史。他持久的创造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2006年发表的《生死疲劳》是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充满了智慧和幽默的作品。他的叙述仍然是一贯的天马行空，以戏谑化的方式表达了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他的黑色幽默是不能复制的，但在忍俊不禁中却有彻骨的悲凉。作品描写了中国乡村自土改以来到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革命与暴力、历史与想象，被莫言书写得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书中运用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杂糅魔幻写实的笔法，以独特的形式呈现了中国乡土近半个世纪的蜕变与悲欢。“变”是小说的基本主题，也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一个地主投胎为多种动物，因此可以看做一部中国的《变形记》。在变形中我们看到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尘埃落定》的出版，使阿来一夜成名。读过《尘埃落定》之后，再读《空山》会觉得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小说几乎没有值得讲述的故事，拼接和连缀起的生活碎片充斥全篇，在结构上也是由两个不连贯的篇章组成。《随风飘散》是《空山》的第一卷，这一卷只讲述了私生子格拉和母亲相依为命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们屈辱而没有尊严，甚至冤屈地死亡而自己浑然不觉。如果只读《随风飘散》，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支离破碎很不完整的小说片段；但是，当读完卷二《天火》之后，那场没有尽期的大火不仅照亮了自身，同时也照亮了《随风飘散》中格拉冤屈的灵魂。格拉的悲剧是在日常生活中酿成的，格拉和他母亲的尊严是被机村普通人给剥夺的，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随意欺辱这仅仅是活着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机村弥漫四方，于是，对人性的追问就成为《随风飘散》贯穿始终的主题。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小说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残存的艰难。《秦腔》的感伤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www.xing528.com)

张炜是书写大地的当代圣手。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乡村乌托邦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精神宿地。一方面他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粹主义传统，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对现代性的某种警觉和夸张的抵抗。《丑行或浪漫》以一个乡村美丽丰饶的女子刘蜜蜡为主人公，在经历重重磨难，浪迹天涯之后，最终与青年时代的情人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在刘蜜蜡漫长的逃离苦难的经历中，在她以身体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刘蜜蜡以自己的身体揭开了“隐藏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农民，但在和刘蜜蜡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刘蜜蜡的“身体”关系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小说超越了阶级和身份的划分方式，在乡村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差异上，区分了人性的善与恶。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以狂想的方式在当代背景下书写了乡村另一种蛮荒的精神史。《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传说，也像一个寓言，但它更是一段我们熟悉并且亲历的过去：故事的发生地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女红军茅枝婆在战场负伤掉队流落到这里，在她的带领下，村民几乎经历了农村革命的全过程。但在“圆全人”的盘剥下，受活庄仍然一贫如洗。茅枝婆最后的愿望就是坚决要求退社。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总把自己和政治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柳鹰雀副县长带领受活庄人脱贫的当代故事。苏联解体的消息，让他萌生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致富门路——从俄罗斯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为筹措“购列款”，柳县长组成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利亚特》的评价。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荒诞历史的某个方面。

在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经过“祛魅”之后，乡村文化蕴涵的历史多重性再次被开掘出来。如果说50年代机器隆隆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乡村文化对现代文明还怀有羡慕、憧憬和期待，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声和无声的现代“入侵”和诱惑，则使乡村文化遭遇了不曾料想的危机和困境。但是就在乡村文化风雨飘摇的时代，重返自然却成为“现代”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追随“现代”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的永远滞后就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吗？这显然是我们尚未明了的文化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