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

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的官僚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官场小说”：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观赏官场腐败并以“政治正确”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诉求。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流播，进一步证实它的市场价值。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意形式。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整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作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因此，如果把官场腐败仅仅归结于商业主义或市场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的。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做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是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是严重。

1999年，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文学力量的作品，是对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图画。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视察。

青年作家王跃文的《国画》曾一时洛阳纸贵。他对官场生活的熟悉，对不同层次官员心理的准确把握，以及在细微处表现人物和体现题材特征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作家所具有的文学才能和想象力。因此王跃文也被认为是这一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其实官场小说并非自王跃文始。晚清小说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出版后，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中点明官场的就有19种之多。可见晚清小说谴责之风的盛行。但晚清小说多写官僚的贪婪、昏庸、残暴和伪善，以激进的言辞“穷追猛打”，既解了作家的心头之恨，又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奇观满足的阅读效果。王跃文的小说与之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国画》之后，他出版了续篇《梅次的故事》。(www.xing528.com)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是一篇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的“官场小说”，比如知识分子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影响，在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者的影响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等。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的，是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视和关注，是它对人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是人与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于是，小说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限于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它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承认的政治”。

“官场小说”在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现实和文学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