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冲击中国文学界

女性文学是90年代最具冲击力的文学话语之一。先是理论界勇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接着便是一场空前的女性文学的话语实践：陌生的人间体验和隐秘的女性情感如洪水泄闸向四方弥漫。各种同情和阐释也一再激活了沉闷的批评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评介及阐释者对这一话语曾寄以厚望，她们借助于欧美60年代末期兴起的理论潮流，期待能为有更漫长的女性压抑史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带来新风，并重塑女性形象。这些评介者和阐释者们大都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青年女性，她们的专业知识和女性的敏感一起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浮出历史的地表》（孟悦、戴锦华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等，在文学界曾传为一时。几乎在这些理论被评介到中国的同时，女性文学实践也在声势浩大地展开。作为一种最为激进的文学话语实践，她们的表达方式、感受世界的独特角度以及无所顾忌的我行我素的极端姿态，都给人一种惊世骇俗之感。

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讲述的是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作者尤其强调了作为女性的心理经验及其结构和变化，但它不同于传统的成长小说，那个被命名为多米的女孩不是林道静；作为女性，她们虽然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精神危机，但林道静的危机是源于对一种“共同体”和“公共话语”的迷失，寻找到了这个共同的对象，便意味着危机警报的解除，找到了归宿便意味着凯旋。而多米不同，那个一体化的秩序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巨大的压抑性。远不美妙的童年盛满了多米感伤的记忆，它甚至也成了长大之后多米的支配性情感，她永远怀着感伤的记忆回想往事，情感伤害和不断失败的履历，使多米成了一个精神逃亡者，一个精神的浪儿。多米似乎也成了林白小说的主要原型，与多米相关的其他人物也一再因多米而多次变成主角。使林白涉入险境的另一问题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林白式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姐妹之邦”。《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致命的飞翔》等作品，都表达了林白对这一鲜为人知领域的试探与猜想。有关女性的这些故事，是我们完全不熟悉亦无从经验的，因此，当它突然展示在我们面前时，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陈染的创作更是独具一格。她的创作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对男性交流的主动告别，更重要的是，她超越了性别愤怨，她没有痛入骨髓的不平之气或申控的热忱，而是独步于自己的精神荒原，在没有依赖关系的诉说中确立了女性的独立身份；另一方面，这一身份的获得或确立依然没有为她带来凯旋之感，对“女性解放”的期许她仍然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她创造了一种陌生又极具冲击力的文学情境，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弥漫着她所有的小说，在她漂泊无着的心路之旅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孤独和缺失，她仿佛失去了彼岸、失去了方位，但她又坚持寻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小镇里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纸片儿》《不眠的玉米鸟》等，都有奇异诡秘的人物和刻意编织的结局，但“超凡脱俗”的诉求使她的小说在本质上仍然承传着前辈的追求，独特仅存于故事和人物的层面，其内在联系仍然显得古旧。即便她的成名作《与往事干杯》，除了进一步显示了她作为青年女作家的语言修养和不凡才情外，亦无惊人之举。但她的《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则是一部刻意宣谕女性独立身份的作品，是一部以炫目方式表达女性焦虑和精神压抑的作品，也是一部传达女性意识深层巨大苦痛的作品。(www.xing528.com)

严歌苓的《女房东》是一篇纯粹女性视角的作品，作家以全知的叙述方式，书写了男主人公——一个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男人从心理到行为的卑微与不洁。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无所不知的视角进入男性的世界，在她的视角中，男性的不洁、自卑、无孔不入的恶劣，使叙事有一种报复式的快感，叙事人甚至不屑于以主动的方式驱逐男主人公，而是以更为痛快的方式，让主人公主动撤离女房东——女性的世界。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严歌苓使用的是地道的“男性叙事策略”，她以颠倒的方式诉诸男性，同样以玩弄的策略实现了一次兴致盎然的报复。在男性中心的叙事态度中，女性基本是一个“性”的符号，而不是独立的“性别”。在《女房东》中，女作家同样以男性的策略对付男性，这一点使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无意中落入了“男性策略”的控制。它没有改变两性对立的叙事，不同的是，男人成了女人的参照物，是逆向的性别歧视。

有趣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林白、陈染、徐坤、海男等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都告别了这一立场。女性文学的“限度”证实了文学观念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