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世纪之交的文学景观

世纪之交文学转型的表征是文学更加多元化。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激进的挑战业已终结，抗争欲望、自我意识、深度模式、对终极价值的关切与提倡，瞬间成了历史的遗产。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大众传媒中的娱乐性作品弥漫四方，并构成了今日中国都市文化的核心潮流。另一方面，本来处于边缘的“精英文学”以另外一种方式异军突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代表性的作品是刘恒的《苍河白日梦》、贾平凹的《废都》、顾城的《英儿》和陈忠实的《白鹿原》。

《苍河白日梦》是一部寓言式的充满了趣味和东方奇观式的长篇小说。一位百岁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神话幻灭的悲凉故事。它不止是一个家族溃败的隐秘往事，一个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幻灭史，同时它也是一个“盗火者”、救世者铤而走险和彻底绝望的命运史。让人有理由感兴趣的是，作为讲述人的百岁老人在讲述这一故事时，并不是参与者，而是一个局外人，他仅仅具有见证人的身份；讲述者更感兴趣的并不是主人公曹光汉创办的“榆镇火柴公社”，他更有兴趣的是随着曹光汉返乡后发生的家族轶事和男女风情，中心事件则时常处于边缘受到冷落。这一叙述态度是重要的，作为奴才、底层人或是启蒙对象，对启蒙者不仅难以认同，甚至少有兴致顾及。他更关心的是毫不关己的别人的私情，作为启蒙对象，他为启蒙铺垫了无可避免的失败的命运，因此也注定了启蒙者的悲剧结局。而作为真正叙述人的作者，在本文中则成了故事的倾听者，显然，他也是一个局外人，两个局外人一个在讲一个在听，谁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于他们来说是无关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苍河白日梦》写于1992年，在世纪之交，启蒙变成了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启蒙主义无法实现的承诺，让年轻的一代无情地嘲讽了它，这大概是启蒙最大的悲剧和失败。

《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个名重一时、在西京无人不知的著名作家，在后来的生活里，文化人希望的一切他几乎都具有了，但人生的失败感和幻灭感仍然像魔鬼一样依附着他，他仍没有逃脱精神破产的厄运。庄之蝶的故事是作家讲述的，作家的幻灭感是通过庄之蝶体现的。在传统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识分子曾被民众奉为文化英雄，他们成了被仰慕和追随的人，成了知书明理并创造了精英文化的圣人和偶像，因此他们被尊为“四民之首”，是唯一有资格进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阶层。但自上一个世纪之交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日甚一日，文化英雄昔日的荣耀迅速被政治明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企业明星等所取代。百无一用的书生们很快就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优越的精神地位被彻底地颠覆，社会为“金钱冲动力”所驱使，知识分子无法找到生存支点，他们的所有不幸和失败情绪大概源出于此。庄之蝶和他的朋友们患的自然也是这类“末日”来临的精神颓败症。为了自我救赎，庄之蝶和朋友们不得不走向宿命论，不得不在术数奇书中寻找精神宿地，以荒诞来回应荒诞，而作为叙事者的作者也不得不以宿命的方式安顿了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因此《废都》犹如一声感伤而悠长的喟叹。这确实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作品，是一代知识分子绝望和幻灭的挽歌。因此《废都》在本质上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它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在那个时代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程度。后来的批判大多从道德化的立场出发，事实上是还没有来得及更深刻地理解这部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以后重新评价《废都》的呼声才日渐高涨。

陈忠实《白鹿原》的出版虽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在主流批评家那里得到了坚决的支持和好评，并于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鹿原》被认为是“雄奇史诗”，这里确实不乏历史“正剧”的内容：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国共两党合而又分，等等。白、鹿两家孙辈们也因时代的风云变幻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白鹿原》对“正剧”的书写是新的探索。在这条线索上，作者有意打破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家暗中“斗狠”的格局，有意让白、鹿两家与国共两党纠结掺杂，让人物性格更趋于复杂，这一结构使作品对历史的描述具有了偶然性因素。作为一部秘史，小说绝大部分篇幅自然写的是白鹿原上鲜为人知的隐秘过去。这些隐秘的过去不仅极富刺激性，而且由于历史沉积掩埋的深远，它们一旦被发掘出来后，白鹿原仿佛成了一座漂浮不定、语焉不详的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正剧”与“秘史”就这样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www.xing528.com)

王小波是90年代的一个奇迹。他的《黄金时代》不止是有趣和好读，而且文本所提供的一切，为我们的批评和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王二”时代的“性压抑”是一个象征，因此王小波通过对一个禁忌的“触犯”，通过对窥淫心理的揭示，披露了一个时代政治和文化机制的秘密。每一个时代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起的语词形态，它通过多种机制形成互涉的严密网络，对它所指涉的事物进行明确、简约或调整、强化，并赋予它以合法性，而对那些不曾指涉的事物，在不作宣告中形成禁忌，并实施排拒和压制，在语词系统中它不能进入秩序，因此不具有合法性。《黄金时代》对“文革”反人性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

上述作品的内在旗帜是如此的不同，但在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那里所蕴含的多种文化因素，也从一个方面开启了新世纪文学狂欢的特征。也正是源于这一原因，自1993年起，始于《上海文学》发表的王晓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所引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延续了多年。这场讨论不只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内部共识的破裂，表达了知识分子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同时也隐含了论争各方对生活目标改变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