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传承与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拓了艺术眼界，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也就是说，艺术思维的自由并不等于存在的意义。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离开了本土文化，人无法获得精神自救。于是，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便并行不悖地联系到一起。这里既有对现代主义强烈的失望情绪和超越欲望，又有一种寻到出路的溢于言表的喜悦。与现代主义的激进情绪相比较，“文化寻根派”确实平和了许多。但是，包括“寻根文学”的权威代言人在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现代主义在精神上的联系，同“五四”以来激进的“现代性”梦想的联系。因此，在精神向度上，“寻根文学”仍然是世纪之梦的延续，它的关切视点没有超越宏大的叙事目标和国家话语的范畴。

“寻根”作家的几个主要成员不仅在创作上另辟蹊径，而且在理论上也亲自披挂上阵，亲自阐释他们大体相似的“寻根”主张。“寻根文学”的经典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郑义的《远村》《老井》，等等，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些故事完全可以称为“东方寓言”。鸡头寨里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达观而平常的王一生、豪侠仗义的陈三脚、被小鲍庄称颂的捞渣、民间神话“我爷爷”“奶奶”或“人不如狗”的杨万牛、走不出“老井”的旺泉子，等等，这些人物和由他们编织起来的故事都是寓言性的。这些故事仿佛是久远的传说，神秘朦胧、若隐若现，但故事所要传达的“意味”读者都可以领悟，故事的语境和主人公们的生存处境似乎与我们无关，但它指涉的仿佛就是我们的生活或现实的处境。

《爸爸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Q正传》，未庄不时传来各种新消息，动荡的时代大潮在不远处轰鸣作响，但这一切与阿Q是无关的；鸡头寨在时空上虽然如一不明之物，但它仍存在于喧哗骚动中，只是世事变迁同丙崽毫无关系。将近百年过去了，拿阿Q取乐的人群仍没有散去，只不过阿Q换了丙崽，阿Q死于“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悲壮”中，丙崽则险些成为祭品。

郑义《远村》中的杨万牛和叶叶过的都不是人的生活，但杨万牛最后仍拉着他的“边套”，叶叶也终没有与四奎离婚，倒是牧羊狗黑虎，洒洒脱脱，跋山涉水去寻找爱情，人不如狗自由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现实。是什么阻碍了杨万牛与叶叶的结合吗？是谁阻止了旺泉子像巧英一样去寻找自由吗？没有。是他们自己无法走出几千年封闭文化铸就的“规约”——人创造了文化，也吞食了文化的苦果。

郑万隆有两篇小说，《陶罐》和《狗头金》，讲的都是淘金者的故事。赵捞子活得“有滋有味，脑门发亮，两只眼跳火，活现一股仙气”，因为他有自己的“念想”，有“满满一罐子金儿”，但“倒开江”时，赵捞子死命去抢救他的“金罐”，那个红布包裹的陶罐在山坡上摔碎了，一声闷响不仅摔碎了陶罐，也摔碎了赵捞子生存的“念想”，那原来是个空陶罐。《狗头金》的“意味”与《陶罐》有相似之处，强悍的王结实也有自己的“念想”——“达拉拉台高家那个小寡妇正等着我呢！”在这一“念想”的驱使下，王结实在绝境中仍充满了生命力，他又独自去刨金了，但他最后刨回来的却是一块石头，不是狗头金。王结实的希望彻底幻灭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触发“寻根”的原因除了上述指出的之外，拉美“爆炸文学”成功地“走向世界”也启发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尤其是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思妙想，为中国作家注入了产生奇迹的冲动。(www.xing528.com)

自1987年始，以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的发表为标志，平民的形象及生活场景的表现从边缘逐渐形成潮流，批评界将其命名为“新写实”小说。所谓“新写实”，显然是与经典写实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在经典写实主义那里，强调的是“典型化”原则，强调的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新写实”却彻底放弃了经典写实主义的想象，大量的生活“原生”状态和琐屑庸常的生活场景通通进入本文。人物或小说回到了最原始的起点，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性的关系，使小说由“表现”转向了直接的“呈现”。

池莉的《烦恼人生》被普遍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极平实的手法叙述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印家厚夜半被搅醒之后就不再拥有片刻宁静，艰窘的生存环境，微薄的工资收入，拥挤不堪的交通条件，欲说还休的师徒情缘以及没有休止的各种琐事，让印家厚捉襟见肘难以应对，烦躁的心态不仅使他卑微萎琐，同时也使家庭矛盾百出。

开“新写实”小说先河的《风景》，令人震惊的不仅是一对夫妇及七男二女的生存风景，而是作家将这一平民生存境遇当作“风景”描绘的写作态度。这里没有作者直接介入的大悲大喜，也不寄寓作者“主体”的人文理想，而是以平实的、冷静的、不动声色的“零度叙事”书写着简陋庸常的平民日常生活。方方还写过一篇《黑洞》，这部鲜为人提及的小说又称作“都市传奇第一号”。虽然作品被方方命名为“传奇”，但通篇书写的是陆建桥琐屑无比的日常生活景观，作者依然如观赏风景，从容不迫，没有焦虑和沉重。

刘震云的《塔铺》一举成名，而后又有《新兵连》《单位》《官场》《官人》《故乡天下黄花》等，而到了《一地鸡毛》，则标志着“新写实”小说的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们发现，短短的四年间，刘震云原本就不那么“高远”的境界和心态仍在不断跌落。1987年的刘震云依稀让人感到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民办教师的生存景况不言而喻，但那里的浪漫情怀依旧，那里甚至多少还隐含着传统士大夫的某些遗风流韵，在苦涩的生活中他居然也能发现生活的些许诗意、并以诗性的语言复述了他的有些伤感的记忆。然而四年过后，刘震云的诗意却荡然无存，《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王蒙当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小林已面目皆非)卑微无比，琐屑无比，比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还要可怜得多。

“新写实”放弃了英雄主义的立场，与时代没有契约便达成了默契的关系，它的“中性主义”立场是它“零度叙事”的主要依据。因此“新写实”亦可看作青年一代作家姿态向下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