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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文学的终结

时间:2023-12-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先锋文学”的衰落业已成为历史事实。“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变化改变了“先锋”的性质,这是“先锋文学”终结的内在原因。“先锋文学”终结的外在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化审美趣味的流行,一方面则是各种“文化带菌者”——多发性制造时尚前卫的冲击。“先锋文学”终结的原因当然还可以总结出更多,但上述两个外部原因可能是不可忽略的。

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文学的终结

“先锋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最有冲击力的文学潮流,终于完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学革命的策动。当“先锋文学”确立了自己在社会文学结构中的合法性地位,度过了“苦难的历程”,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作为潮流的“先锋文学”却开始退潮。作为一段业已消逝的历史或曾经给过我们激情和冲动的文学遗产,“先锋文学”并没有在文学历史中消失,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它不作宣告却有声有色地实施了一场“无边的挑战”,先锋作家和他们的阐释者已成为那一时代的文学英雄写入了切近的历史,他们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和相关的理论,被后来者不断地做着类似“考古学”的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它已被广泛地认同。

在以往的研究中,“先锋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等概念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但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具体所指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发生于大体相同的时段里。

“先锋小说”与“现代派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先锋小说”更注重“形式”的探索,更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先锋作家的普遍认同。“先锋小说”的起点普遍认为自马原始。叙事的问题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博尔赫斯等人的创作和理论被先锋作家和批评家格外关注。叙事理论是解读先锋小说最有效的方法。于是,“零度叙事”“叙事的圈套”“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对西方叙事学学习和阐释一时蔚然成风。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等在文体上的实验和处理故事的方式,是批评界最热心谈论的话题。应该说,“先锋小说”实现了让文学“回归自身”的努力。无论是政治文学所强调的政治与文学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还是“现代派小说”没有节制的自我膨胀或愤怒的反抗,都在“先锋小说”这里被终结。但是,“先锋小说”事实上所实现的,也并非仅仅是“形式革命”。“先锋文学”的出现,与两种现实语境相关:一方面,8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开始落潮。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政治倾向或解答现实困惑的期待已经弱化,作家也不再以代言人或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身份从事写作;他们的身份诉求是在另一种表达中体现的:80年代,赶超西方仍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愿望。在文学上,“走向世界”的口号不仅被视为是一种对尊严的要求,同时还被赋予了一种悲壮感,它密切地联系着20世纪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因此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强势的文学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心态,但它的问题却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激情所“合理化”。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昭示下,“先锋文学”一开始就陷入了与“现代派小说”创作相同的心态。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性作家或范本,然后将其“东方化”。在不同的时期,几乎都有一个为“先锋文学”认同的文学英雄: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都曾是被人们共同崇拜并热爱过的文学偶像。弱势文化是边缘文化,也是一种处于受压抑状态的文化。我们的这一文化处境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反抗和赶超的情感需要。“翻身解放”是我们熟悉并认同的真理意志。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压迫,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因此,“先锋小说”背后,不仅喻示了对传统文学制度的解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对强势文化的屈从。貌似自尊自强的文化要求,无意间又恰恰成为弱势文化自卑心理的佐证。

“先锋文学”的衰落业已成为历史事实。它的衰落不仅与先锋作家的分化有关,与全球化的文化处境有关,同时更与多元文化时代的各式新潮前卫文化的彼此消长有关。“先锋文学”成就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作家,但是他们最初的影响还只局限于趣味相近的文学圈内。他们被广泛地认知和接受,显然来自于电影家通俗化的“转译”工作,无论是《红高粱》《活着》还是《妻妾成群》,如果没有这种通俗化的“转译”是不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当“先锋文学”经历了这一通俗化过程后,先锋作家对待故事的处理方式基本上离开了原来的立场。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余华后来不再把西方大师奉若神明地挂在嘴边。他尤其强调了小说人物,他的这一立场与此前是不尽相同的。《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小说,对其肯定性的评价几乎超过了余华以往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不仅肯定余华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激活了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难的书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想象和复写。“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变化改变了“先锋”的性质,这是“先锋文学”终结的内在原因。(www.xing528.com)

“先锋文学”终结的外在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化审美趣味的流行,一方面则是各种“文化带菌者”——多发性制造时尚前卫的冲击。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在经济领域它不仅是具有支配性的观念,而且已经诉诸实践。前卫性的时尚因有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环境,特别是在青年中易流行的文化时尚,不断在商业化的推动下被制造出来。文化时尚并不是审美行为,而是追逐潮流的心理现象。在时尚中并不是审美体验,而是具有狂欢性的参与的快感体验。比如“网络文学”的兴起,尽管这一文学形式为每个人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并具有空前的书写自由,但“网上文学”同样也有新的专制,同样也有“文化带菌者”的肆意妄为和有意设置的陷阱和圈套。但是,因为它是时尚,涉足这一领域不仅不会受到“健康带菌者”的怀疑,与之相反的是,参与者还会获得可资炫耀的置身潮流的身份。这也正是文化时尚的魅力和力量。

“先锋文学”终结的原因当然还可以总结出更多,但上述两个外部原因可能是不可忽略的。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探索的命运也许只能如此。另一方面,“先锋文学”在它辉煌的时刻戛然而止,绚丽之极然后归于平寂,这于“先锋文学”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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