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揭示了《乡场上》的引人注目之处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小说，就是女儿叙述了母亲一生爱的不幸。女主人公钟雨有过婚姻生活，但那是自己还不了解“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婚姻，那并不是爱情。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就同那位“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式的人物分手了。后来她遇到了一位老干部，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见钟情，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占据了她20多年的感情，但从未越雷池一步，因为老干部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而这一家庭的组合充满了神圣的殉道色彩，它虽不是爱情，但它是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女主人公对这些没有正面评价，但潜意识中她是愿意维护的，甚至被老干部的崇高精神和选择感动过。女主人公找到了爱情却又无法拥有，这便构成了这位女作家一生爱的不幸。张洁也因这篇小说而有了“淡淡的哀愁”的独特风格。它是这一时期引起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

社会批判文学的受挫，并不是具有东方浪漫情调作品“应运而生”的逻辑起点。就中国而言，现代性的追求虽然自近代以来就不绝于耳，但它多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达，广大的国人依然是古风依旧的传统生存，那形态久远并不可更改的风俗风貌绵绵不绝。许多作家先后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标示现代文化中心的大都市，但乡土中国留给他们的情感记忆并未因此而远去。特别是体验目击了城市的罪恶之后，城市的经验发现了乡村，也照亮了对乡土的情感。

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80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

《受戒》，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不仅那个叫明子的和尚可以随意地同女孩小英子交往，而且其他和尚也可娶妻生子，赌博骂人，高兴了唱小调，过年也杀猪吃肉，不同的只是例行公事地念一通“往生咒”给世人听。佛门的戒律清规荡然无存，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时，和尚们也一如游戏，年轻和尚甚至大出风头，引些姑娘媳妇私奔快乐去了。因此，在庵赵庄，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它极类似一个职业。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日常生活快乐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但《受戒》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汪曾祺小说的名声大振，还是由于《大淖记事》的发表。这不仅在于小说形式结构上的别具一格，更在于1981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它因榜上有名而证实了文学意识形态对抒情小说的承认和举荐。

杨绛的《干校六记》于1981年出版后，很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这部散文所记述的生活和事件，有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它的写作背景，是这个时代刚刚过去不久，主流文学正如火如荼地实施对它的控诉和批判。然而，杨绛却平静如水般地记述了干校的日常生活，她没有激愤或痛惜的情感波澜，在被认为是“不平常岁月”的时代，记述知识分子极平常的生活和心态。《干校六记》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文本，它表达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在往事追忆中所体现出的趣味和情怀。作品的叙事风格虽然平和，但它却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民粹主义东渐后，虽然经历了东方化过程，但民众崇拜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干校，虽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但在话语层面则是“民众”优于知识分子。这种等级关系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但是，人是很难改造的，这在改造者与被改造者那里都得到了证实。(www.xing528.com)

1980年，有两篇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格外引人注目，一篇是何士光的《乡场上》，一篇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两篇小说都写得光彩照人。《乡场上》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寓言性的人物和场景，喻示了在新的时代普通人获得了解放，挺直了腰杆，走上了生存有保障、人格有尊严的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普通人的解放。因此，《乡场上》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它是新时代响遏行云的一曲颂歌。它明显地隐含着知识分子的想象。

《陈奂生上城》，写的也是发生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故事，主人公陈奂生的生存处境与冯幺爸大体相似，他已摆脱了生存困境，“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他心情格外地好，“稻子收好了，麦垅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让一个在贫困中生活了很久的农民，更宽舒忘情呢？但这一切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陈奂生的劣根性。《陈奂生上城》与许多流行的农村题材小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是为了诠释农民的“本质”，或者为农民罩上各种光环，将农民升华至不能到达的境地。因此对陈奂生的批判，也是作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国民性”的再次检讨与批判。它将小说从政治批判的激进立场，转移到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在日常生活中，揭示了国民性的顽固延续。在这一点上，高晓声继承了鲁迅的遗产。

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的环境设置相当独特。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它像是一个原始的酋长国，远离现实，显示着神秘和遥远。它的人物也相对单纯，只有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三人，他们分别被赋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内涵。因此，这貌似与世隔绝的环境，却并非仅仅是一处流光溢彩的天外之地，它的诗性和风情仍不能掩埋现实的人性冲突。于是，这个“爬满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个孤立的存在，它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山外的整个世界。

日常生活在文学中成为表述的主要内容，改变了文学与“当下”的紧张关系，也深化了文学的文化内涵，拓展了它的思考空间。因此也可以说，那激进的思想潮流，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趋于平和，它的战斗性传统在渐次削弱，而生活的柔和之风开始弥漫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