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归来者的争议与特殊地位

1978年，艾青重新回到诗坛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此时他已是一位68岁的老人。“归来”后的艾青在创作中却并没有流露出不加节制的控诉之情，他除了有几首与时事相关的作品如《在浪尖上》《清明时节雨纷纷》等，更多的也更有影响的则是那些寄寓了诗人对人生和历史理性思考的作品。这些诗并不对切近的历史作直观性的评价，也不对灾难性的经历作肤浅的宣泄。他选择了相当典型的意象，以“寓言式”的写作象征和透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及人性被肆虐后的图景。因此，艾青的诗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诗人的胸怀、视野和气度。他的《鱼化石》《盆景》《墙》《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曾被诗评家和文学史家反复谈论。

从那一时代过来的诗人，由于艺术传统的熏陶，大多选择了这一写作方式，绿原、牛汉、曾卓、郑敏、蔡其矫、辛笛，等等，虽然在历史上曾属于不同的诗歌派别，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对诗歌传统的理解，在新时代又使他们表现出了许多相似之处。此外，还有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彭燕郊的《家》、蔡其矫的《玉华洞》，等等。这类作品构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纯正艺术的传统，它们至今仍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

与上述诗人诗风不同的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如公刘、白桦、邵燕祥、赵恺、流沙河，等等。这代诗人受到共和国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是他们最基本的文学营养，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使他们归来之初的创作仍有鲜明的青春时代的印记。因此，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归来时，仿佛又接续了自己的青春和断裂的历史。他们把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作了消极的引导而使他们与历史批判无缘。他们留下的作品，更多地成为研究这代人特征的生动材料，它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地超过了文学的意义。当然，这些诗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离开了他们最初归来时的立场。

然而，也有一些复出后便显示了别样风采的诗人，他们放弃了50年代天真的幻想，放弃了早年培养起来的粉饰意识，一出手便显得凝重深厚。他们不仅直面现实，而且对历史有一种强烈的质询意愿。公刘的诗歌就相当集中地表达了他复出后的变化。50年代他曾出版过多种诗集，如名篇《西盟的早晨》《上海夜歌》等，许多年过去之后仍为诗评家们津津乐道视为经典。它们不仅构思讲究、语言简练，而且确有动人的情致。但30年中一多半时间公刘都在流放中度过，那动人而多情的诗变得不再如过去那样肯定，他充满疑问，发问式的诗句相当普遍。

昌耀虽然有过他同时代诗人共同的命运，但他仍身处“遥远的地方”，他似乎不喜欢倾诉苦难，也失去了对现实强烈介入的欲望。他复出之后，更多的诗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他将视野投向高原深处和永恒的所在，他不再热心、也不屑于纠缠新怨旧恨，他的《划呀，划呀，父亲们》《峨日朵雪峰之侧》等都写得大气磅礴、气象不凡。

“归来”的小说家以自传形式写出的作品中，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牧马人》、王蒙的《布礼》、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等，这些作品引起过广泛的争议。

《布礼》中的钟亦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并忠心耿耿，1957年他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20多年的时间他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后十年里他又重新被“再批判”，尽管如此，“这二十多年中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恐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热爱仍然是矢志不移，仍然是“忠”亦“诚”。不止《布礼》，《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等，他们的原型与钟亦成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当批评家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王蒙的作品时，王蒙竟被感动得“眼睛发热”。(https://www.xing528.com)

当然，“钟亦成现象”并不仅仅体现于王蒙身上。从维熙笔下的葛翎、鲁泓、范汉儒，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冯晴岚，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章永磷等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这一时代独特的文学景观。他们都历尽了劫难，但他们又都是“传奇”中的英雄。从维熙的另一部引起争议的作品《雪落黄河静无声》，写的是两个右派在劳改中的恋情悲剧，原因很简单：范汉儒的“爱国主义”不能容忍陶莹莹的“叛国潜逃”。高尔泰先生批评了这种把祖国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认为这实际上是为极左路线辩护和粉饰。

1978年底，知青一代开始了全面大返城，对这一代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返城”的知青先是控诉自己的遭遇，但又不愿否定自己的青春史，于是，他们以想象的方式构筑了不同的“青春悲壮史”，在这些悲壮的、大写的青春史中，他们有了自我确证的依据。代表性的作家是张承志和梁晓声。

张承志是一位相当“特殊”的现象，在十几年的“文革后”文学中，他既在文学的前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又在任何文学潮流之外。他桀骜不驯和自视甚高的个性使他很难认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说”的范畴内来谈论他也显得相当勉强。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始，到《绿夜》《大坂》《老桥》《黑骏马》《北方的河》，乃至后来的《金牧场》《黄泥小屋》《心灵史》《神示的诗篇》，其精神向度虽然有变化，但理想主义始终是他固守的气质。评论界都热衷于谈论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而学界则对他的《心灵史》情有独钟，但他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却可以看作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作品，是他最诚实的作品之一。

梁晓声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两篇小说奠定了他在“知青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前者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气势非凡的青春垦荒图，在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里，隐含了作家对知青生活的深刻眷恋；后者则书写了“知青”返城的特定环境里，在知青愤怒和对抗的情绪中，在一场大骚乱一触即发的危难时刻，知青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上山下乡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的评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作家蒋子龙、王蒙对其亦评价甚高。

知青返城后，城市再次粉碎了知青的梦幻。十几年过去之后，城市已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甚至家庭都没有他们的栖身之地，他们成了城市和家庭的包袱，城市已经陌生化了，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已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宿命般地又成为城市的“多余人”。于是，孔捷生又一次踏上“南方的岸”；王安忆乘上“本次列车”飘然而去；史铁生则在“遥远的清平湾”拾起旧事进入梦乡；张抗抗也不得不感伤地“回乡”……知青在现实面前又面临着新的危机，他们的青春阅历和有限的文化资源使他们无路可投，他们只能再次以想象的方式重返乡村，重返一个虚构的乌托邦。

在《遥远的清平湾》中，史铁生笔下的陕北山村的生活不再那么沉重无比，虽然仍旧贫困，却因其日常化叙述的温馨而充满了诗意，民间的幸福感和对小小愿望的追求以及陌生人的亲情，都重新让叙述人向往无比，对“清平湾”一声悠长的叹喟，道出了史铁生对城市印象的无限感慨。史铁生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使他最早以诗化的情感重新书写了知青的“精神苦难”。如诗如画式的梦幻遥想，缓释了他重返城市而缺乏准备的内心恐慌，同时也为人们审美阅读置换了激进思想的连续冲击。这种怀旧式的情调也恰好证实了知青一代的精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