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现代主义与东方化的交融

80年代，有一个口号长期在文坛存在，这就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雄心勃勃的口号，恰恰表达了民族弱势的文学心态。不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才会有“走向世界”、被文学强势国家承认的诉求。事实上，这一要求在70年代末期——或者在“文革”时期就已开始。“现代派文学”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但向西方学习从而赶超西方的心态是没有言说的心理秘密。

1979年，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等诗歌作品的发表，显示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存在。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传统的欢天喜地的颂歌、甜美平和的生活赞美诗，也不同于信念坚定、忧愤深广的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作品。他们的怀疑、冷峻、忧伤和独立的品格，使人们震惊的同时又保持了难言的缄默，它们被命名为“现代派”。

北岛《回答》的情感方式和世界观，典型地表达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种愤怒、怀疑、反叛与挑战的精神特征，比叶文福、徐敬亚、骆耕野、李发模、熊召政、文武斌的现实批判更有震撼力。后者仍在传统的思考框架之中，他们仍将理想设定于未来，仍相信批判会改变现实，他们仍有不可更改的目标和方位，因此，他们与中国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精神联系。而《回答》则否定了这份乐观，它以挑战者反叛的姿态对世界的回答只有“我不相信”。

舒婷的《致橡树》与其说是一首爱情诗，不如说是一篇女性独立意识的宣言。这种表达和观念不是傅仇的《蓝色的细雨》，不是闻捷的《种瓜姑娘》，甚至也不是林子的《给他》。其前提是她首先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相互致意”中“终身相依”。这就是石破天惊的“朦胧诗”，对这一诗歌现象的论证持续了多年。1979年10月《星星》复刊号上发表的公刘的文章——《新的课题》，可以视作第一篇公开谈论、评价“朦胧诗”的文章。它源于公刘偶然读到的顾城发表于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出版的小报《蒲公英》上的一组小诗。公刘虽然表示了这“是走在一条危险的小路上”、是“个人主义的呻吟”等否定性倾向，但他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越多越好”，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此后先后发表的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三篇文章，坚决支持了这一“新诗潮”。(www.xing528.com)

这些作品尽管表达了它与传统的断裂，宣告了传统写作范式的终结，但它们仍旧保持了有迹可寻的东方化的特征。1979年的中国现代主义，没有美国式的对异常事物的趣味，甚至也少有法国式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它体现出的同样是东方式的，即对意识形态压抑的反叛和抗争，同时也保持了传统忧患和国家民族意识，在舒婷稍后的作品中，甚至有浓重的古典浪漫主义的情调。因此，中国现代主义的产生，没有也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文革”的历史处境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这一潮流浮出地表的标志是1978年北岛、芒克发起创办的《今天》杂志。

作为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不仅有“新诗潮”，同时发生的还有“现代主义”小说。宗璞的《我是谁》，叙述的是生物学家韦弥和丈夫文起双双挨斗，一夜间陷入了迷失自我的深渊，而当他们在自由的雁阵中意识到自己是人时，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而投湖自尽。作品明确地传达了作家对人性压抑和损害的愤怒控诉；而《鲁鲁》写的虽然是一只小狗的故事，但“动物的悲鸣，内涵是人性的呼喊”；《蜗居》描述的则是人在十年浩劫中怎样被挤压变形；戴厚英的《人啊，人！》则以几个主人公交替独白的形式，深入发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家对人的情感世界的深切关怀。张辛欣以及后来的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等人的作品，所传达的基本上也是人与人理解或交流的困难，“人”的精神困境是中国现代主义最基本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