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道主义的话语实践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

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启蒙意味。“班主任”面对着患有时代病的孩子们，他的身份使他自然要担负起启蒙的角色，他的疾呼和自我定位，也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期自我认定的社会角色。对于文学和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它的意义还要宽泛得多。那是一个曙色初临但又情况不明的时代，它蕴含的新的历史信息使人们忽略了它粗糙和理念化的叙事形式。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的文学史的意义。

与《班主任》的意义相似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这篇习作的故事相当简约，它以主人公王晓华的视角，平行地叙述了年轻主人公不幸的遭遇：“文革”期间，她像所有激进的年轻人一样，以红卫兵的方式向自己母亲采取了断然措施，被错误指认为叛徒的母亲从此后八年未与亲生女儿相见，粉碎“四人帮”之后，母亲平反，母亲的亲笔信和其单位的公函解除了王晓华的疑虑。然而，当她悲喜交加地奔回上海看望母亲时，母亲却难以支撑到她的归来，溘然长逝。

这就是史称“伤痕文学”的潮流。这一潮流又重新恢复了日常生活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从《伤痕》开始，舒展的《复婚》、孔捷生的《姻缘》《在小河那边》、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陈可雄、马鸣的《杜鹃啼归》、雨煤的《啊，人……》以及接踵而来的中篇小说创作，如竹林的《生活的路》、陈国凯的《代价》、冯骥才的《啊！》和长篇小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叶辛的《蹉跎岁月》等，都几乎重新将人情、人性的各个方面反复地进行了书写。最能打动普通人情怀的作品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那普通的世间男女的悲欢离合，使它的读者们一次次地潸然泪下，所有的人都读懂了那些故事，文学在这个时代里真正地占有了大众。(www.xing528.com)

其间，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即毛泽东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这首写给妻子杨开慧的词，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发表，在“伤痕”中沉浸的人们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它仍然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打破禁忌、实现思想解放的意图。在毛泽东已发表的诗词中，大多表达的是诗人在中国革命重大历史关头的情怀和意志，那里或有王者之气魄，或有不可战胜之豪迈，或是夺取政权后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图，笔下硝烟与旌旗几乎是一部形象的中国革命史。然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则不同，它的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俱生，战斗向往和缠绵流连同在，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果决，亦有别妻孤旅的惆怅。除《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外，我们还很少读到毛泽东类似的诗词。这首词1978年9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敏感的人都会读出它背后隐含的时代讯息。事实亦表明，此后不久，一股强势的人道主义潮流终于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