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50年代“激进文学”兴起后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同的是，“文革”文学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极“左”文艺路线，并强制性地演化为唯一的文艺思潮。
1964年，是改变中国文学艺术重要的一年。5月5日到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曾多次出席观看。在《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红嫂》《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等京剧现代戏中，毛泽东显然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民文艺的形态。而这一形态，恰恰是在戏曲——这一毛泽东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中体现出来的。这一文艺现象不仅为人民文艺带来了前景和信心，证实了毛泽东文化猜想的可以实现，同时，也为清理过去的文艺路线提供了资本和参照。事实上，从延安以来，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都是努力实行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路线的，不同的是，被毛泽东认同的文艺形态没有产生于“十七年”。这个被宣告失败的探索过程，既没有为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发展提供可能，同时在这一时代，它又被当作与人民文艺相对立的“文艺黑线”遭到清算。这一时期，政治文化代替了所有的文化，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崭新”的文艺形态，也是“文革”时期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形态。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样板戏”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成为革命文艺的“旗手”，但她没有能力在理论上作出系统的表达。1968年5月23日，是毛泽东《讲话》发表26周年纪念日，也是“样板戏”诞生一周年的日子。时任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的于会泳，应《文汇报》之约口述了一篇纪念文章，提出了后经姚文元修改的“三突出”创作原则：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这个创作原则在电影、小说、诗歌等形式上并未达到理想的期许。公开发表的小说，除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外，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南哨的《牛田洋》、郑直的《激战无名川》、周良思的《飞雪迎春》、前涉执笔的《桐柏英雄》、毕方、钟涛的《千重浪》、杨佩瑾的《剑》等，已经出现了严重格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公开出版的诗歌，也因对外部世界的简单描摹和对意识形态的诠释而失去了艺术性。强权、专制、封闭的文艺路线，最终导致了它的全面崩溃。但“三突出”的“美学”原则，用另外一套表意符号满足了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要求，它以空前的“净化”方式，彻底肃清了当代“异质”文艺表现生活的复杂性，生活不再是创作的源泉，特别是日常生活不再是文艺表现的对象，人的情感生活经过“三突出”完全过滤掉了，一种空前的“理想化”激情普泛于文艺的各个领域。
“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导致了文学世界的分裂。激进的统治也培育了它的“异质”力量。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隐秘的文学世界。它以“地下”流传的方式在民间特别是青年群体中被接受和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为“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变革奠定了民间基础。“文革”时期的隐秘文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另一部分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小说创作。
食指（郭路生）是“地下诗歌”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1948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当过“知青”。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或《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命运》《烟》《酒》《愤怒》等。“文革”结束后，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并不突出，他的主要成就是通过诗歌对心理真实体验的表达和描述，与狂欢时代的盲目、沉迷、空洞和豪情写作对比强烈的，是他的怀疑、困顿、无措无助的惊恐和超越现实的祈祷。
“白洋淀诗群”是“文革”期间地下诗歌运动影响最大的写作群体。这个群体中的骨干诗人，是1969年以后，北京下乡插队到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地区的知识青年。他们是：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等。他们的诗歌曾在知青和其他地下写作群体中有广泛影响，曾慕名而访问过白洋淀诗人的就有：食指、北岛、江河、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诗人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红卫兵运动”落潮后，一方面他们对“文革”的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和失望；另一方面，他们有机会阅读了“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其中有美国小说《在路上》、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剧本《愤怒的回顾》、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以及《格瓦拉日记》等。他们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获得反省和思考能力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写作方法。(www.xing528.com)
“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种隐秘文学形式。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毕汝协的《九级浪》、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是一部不断书写、添加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最初写于1963年，初稿命名《浪花》，仅一万多字，二、三稿《香山叶正红》约10万字，四、五稿改为《归来》，已近20万字。传抄过程中，有人根据小说情节将其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小说主要叙述了苏冠兰、丁洁琼等老一代科学家的情怀和爱情，宣扬了科学家的爱国热情、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以及与知识分子之间建立的情谊。小说的主线是苏冠兰和丁洁琼纯真的爱情和高尚的人格精神，但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小说宣扬的与“文革”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作品被当做“内容极其反动”的小说。
靳凡（金观涛、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成书于1972年3月，定稿于1979年9月。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线索和具体的场景刻画。它通过四个青年——真真、老九、老嘎、老邪门半年时间的43封书信，反映了“文革”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道路和命运，抒发了他们对理想、事业、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思考。作者选择了流浪于“幻路”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营建了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情调。他们谈论艺术和爱情，相互宣泄失意的苦恼和迷惘的困惑，以理想化的方式塑造了青年主人公形象。流浪于“幻路”象征了一代人灵魂的漂泊无定和归宿难寻。
比较起来，《波动》是一部更为复杂和冷峻的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作者采取的是平行视角，人物在场时情节才得以展开。作为一部思辨性的小说，《波动》的情节和故事性同样是模糊的。通过人物关系我们勉强可以找到主人公杨讯和肖凌的爱情悲剧的线索。与《公开的情书》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出现了光明：真真以她的大胆和热情“获得了爱情和事业”，老嘎也在自己的歌声中“登上漫长的旅途，重新开始心儿的歌唱”。《波动》则没有这种乐观，它的主人公似乎不再相信什么，他们的怀疑和精神伤痛要深刻得多也长久得多。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部具有浪漫气质和抒情性的小说。小说创作于1976年，此后四年四易其稿，最后定稿于1980年。小说的故事是：“文革”期间李淮平作为红卫兵领袖，带领红卫兵抄了国民党起义将领楚轩吾的家，南珊是楚轩吾的外孙女。“文革”后期，李淮平成了海军军官，南珊由一名知青而后当了翻译。十几年过后，世风大变，李淮平依然如故，少年时期朦胧的爱情只是他怀旧的一道风景；南珊则历尽沧桑，不再有“坦率的谈吐和响亮的笑声”。小说有大段的议论，但作者的艺术感受力和把握小说的能力，使小说并没有陷于概念化和理性化。特别是南珊性格的变化，给人一种冷峻和沧桑感。但作为“老红卫兵”的李淮平的“忏悔”，则因漫不经心而流于肤浅。
标志着激进文学全面崩溃的，是1976年发生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当然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场所是天安门广场，它的起因是清明节祭奠周恩来，它的时间、地点和事由均与政治相关，但文学作为它的表意形式，它所张扬的主体性和要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同时也是对激进文学有力的、来自民间的反拨。“四五”运动汇集了“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潜流，带着它的怀疑、反抗、批判的精神走向北京早春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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